下午4点多，这附近的一所小学正在放学。三环辅路花园桥到航天桥一段变得拥挤不堪。

    孩子、接孩子的家长在人群中焦急地挤来挤去，场面有些混乱。在混乱的人群中几个举着“×××英语”、“×××小班培训”小黄牌的人分外显眼。一会儿工夫，小黄牌下就聚集了十几个戴小黄帽的孩子。随后，一个个“小黄牌”就领着一队队的“小黄帽”迅速散开了。

    在很多小学门口，下午放学时间，这种情形都很常见。以这样的方式，孩子们从学校的大门直接跨入培训班的小门。 不知从何时起，曾经只是校内教育补充的校外教育，早已与校内教育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甚至在一些大城市，校外教育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其中，北京当仁不让地占据着全国课外教育市场的头把交椅。2010年，有几家中国中小学生课外教育培训机构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而它们的总部，无一例外全在北京。

    小升初政策演变 催热课外培训市场

    在北京，课外培训市场的火爆与小升初的政策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减轻小学生的学习压力，从1998年开始，北京市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试，取而代之的是电脑派位，学生就近入学。

    经过大约三年的“蜜月期”后，电脑派位的效果受到了质疑，派位到薄弱校的学生出现了较大面积的二次流动，不少薄弱校甚至出现了“一开学班里少了一半人”的现象。

    有选择就会有选拔。以向有数学专长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为初衷的“迎春杯”，因为它的官方背景，逐渐地与小学生的升学挂上了钩。

    “那些年‘迎春杯’是一统天下的。”北京一著名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创始人回忆说，“在海淀区曾经有这样的传说：“迎春杯”就是小升初的通行证，拿了一等奖的可以进人大附中、拿了二等奖的就可以上北大附中……”

    慢慢地，又有了清华附中的“同方杯”、北大附中的“资源杯”、 “圆明杯”、“成达杯”等等。这些杯赛无一例外，比的都是奥数。自然而然，各种奥数补习班也就应运而生。

    到了2005年年初，“迎春杯”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出现了4万人报名参赛的热烈场面。但是，就在初赛刚刚结束两天的时候，北京市教委叫停了“迎春杯”以及相关其他科目的竞赛和培训。理由是：规范小升初市场，杜绝小升初“奥数一票否决”的不正常现象，同时减轻学生们的负担。

    公办学校培训大门的关闭，给了民间教育培训机构一个绝佳的市场进入时机。

    课外培训的蛋糕 各方都切下属于自己的一角

    用奥数成绩选拔孩子的方式遭到质疑后，英语又开始大行其道，之后是奥数、英语并驾齐驱……

    教育主管部门的禁令越多，下面的应对之策就越多，弄花了家长的眼睛、弄乱了孩子们的阵脚，却让与这场混战相关的利益集团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首先得益的是校外培训机构。禁令所禁止的一切都在培训机构这里得到了重生。

    比如“迎春杯”，早已改名为“数学解题能力展示”，由教育培训机构承办，虽然没有了往日的风光，但仍是现存的几大重大杯赛之一。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也办起了自己的杯赛，比如“学而思杯”、“巨人杯”。随着这些培训机构的不断壮大，它们的杯赛在备战小升初的学生和家长心目中所占分量越来越重。

    “百度百科”对其中一个杯赛是这样介绍的：它已经成为全北京市最有影响的综合性赛事，2009年5月第三届参赛人数接近15000人，基本上囊括了全北京市学习最优秀的孩子，所以可以非常准确、客观地评测出自身所处的位置。杯赛成绩也是参加各类活动(小升初保送、小升初推荐、仁华学校考试、华杯赛巨人代表队)的重要依据。

    重要的地位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学员。一位校外教育机构的管理者曾这样说：“我们很少做媒体宣传……我们不愁生源。”

    北京大兴第五小学的几个学生在自己学校里做了一个抽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1名3～6年级的学生中有84%上过课外辅导班，其中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中有90%的人上过辅导班。

    源源不断的学员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利润。让我们做一个粗略的计算：北京目前有100万左右的中小学生，目前奥数基础班一学期的费用大约是2500元，假设有50%的北京市中小学生参加了奥数的培训班，这个市场规模就能达到2.5亿元。

    这还仅仅是奥数一项。

    学校也不是这场混战中的输家。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每年高考之后校长们都要到区里开会，校长们要坐成一圈，这一圈可是有学问的，是按照每个学校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数量来排列的。多残酷呀！”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恰恰成了帮助中学筛选生源的最有效的一部大机器。

    于是，在几方力量的推动下，北京的课外培训市场已经越来越强大，它已经成为一块香甜可口的蛋糕，各方都在蛋糕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角。校外和校内教育力量的对比也在发生着变化，用一位家长的话说：“课外辅导班成了正餐，学校的日常教育变成了餐后甜点。”

    有专家指出：课外培训愈演愈烈，逐渐变成“正餐”，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字：选拔。他进一步解释说，目前所有针对小升初的政策，只是从形式上取消了考试，但如果短期内无法改变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状况，选拔就必须存在，有选拔就必须有标准，就必须比出个甲乙丙丁。当校内教育无法保证向学生提供“给力”的竞争优势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空缺，趋利的民间教育资本就会本能地进入这个市场。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出台各种政策的初衷都是为学生减负，促进教育公平，但遗憾的是，现实只能是让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越来越重。

    大市场红红火火地吃肉 小市场也能美滋滋地喝汤

    校内校外的界限也显得有些模糊了。

    教育是公益的，市场是趋利的，当教育遭遇了市场之后，谁又能保证“公”一定能战胜“私”，“益”一定能战胜“利”呢？

    面对红红火火的培训市场，面对高额的讲课费，早有不少教师翻身跃入，拥有了两重身份，一重是公办学校的老师，一重是培训机构的教练。

    还有一些老师“洁身自好”地不去趟这浑水，但是却开起了自留地。

    徐眉的儿子现在在东城区一所中学上高三。小学和初中都在培训机构里留下身影的他，从上了高一起换了一种校外培训的方式。经很熟的朋友介绍，徐眉有机会把儿子送到西城区一所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家里去学习，每周上一次，共80分钟，费用是150元，每个寒假和暑假还要集中10天上课，每次课是半天时间，费用是300元。

    徐眉算了算，这样上课，去掉寒暑假，一年仅数学一门的费用就是1.2万元，三年就是3.6万元，“这样可能比去培训班稍微贵些，但是针对性比较强，对孩子的帮助可能会更大。”

    进入高三以后，应儿子的要求徐眉又给儿子报了英语，“还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但是换成教研组长了，价钱高了很多，每周都上两个小时，要花300元。”

    跟徐眉的儿子一起上课的还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已经停了学校里的课，专门在这个老师家开小灶了。

    “办这种班的老师也不少呢，越是知名的老师价码越高，据说有些特级教师1个小时的讲课费就要四五百元呢，而且，还必须是熟悉的人介绍才有机会上课，否则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老师。”徐眉说。

    确实，有人有大众化的需求就一定有人有个性化的需求，所以，当大市场已经红红火火地过上了“大口吃肉”的好日子时，小市场也一定可以美滋滋地喝上肉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