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一代”逐渐步入职场

　　75前(含75年)是后象征文化，“过渡一代”是互象征文化，“千禧一代”则是典型的前象征文化。在由互联网、知识经济和流行文化编织的全新世界[8.46 0.59% 股吧 研报](11.64,0.11,0.95%)面前，老年人的经验和思想显得愚钝不堪，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教育苍白无力，年轻人不再费心抗议旧有的观念或体制，甚至不再试图向老一辈解释自己的理想蓝图，而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娱自乐、游刃有余。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和信息反哺的时代。

　　娱乐领域最早感受到“千禧一代”的“文化反哺”，典型如李宇春和曾轶可的走红。而随着“千禧一代”逐渐步入职场，类似的变化也会在企业界发生，上述现象仅仅是变革前的阵痛，因为他们全面登上职场舞台的时刻尚未到来。

　　明天的企业几乎没有中层经理人

　　早在2004年，被誉为“商界教皇”的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就做出了极具历史穿透力的经典判断：“明天的企业‘几乎没有中层经理人’，‘层级事业’时代已经结束，幸存下来的经理人和员工会被导向项目模式，许多变革并不像教科书讲的那么难以实施，因为‘员工正渴望变革’。如果员工一心求变，大变革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

　　而在2010年8月，《华尔街日报》以《现代管理学的终结》为标题，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文章指出，面对日趋加速的市场变化，企业起初的存在意义——降低交易成本——在大规模协作趋势下不断削弱，需要创造出新的组织架构来激励和鼓舞员工，将创业者身上普遍具备的激情、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灌输到员工身上，并尽可能地将权力和决策责任赋予组织的基层。50后、60后、75前仍以权威者自居

　　但在当今中国，50后、60后、75前仍以权威者自居，牢牢掌握着控制权，用后象征文化和互象征文化的话语模式来对待年轻人，从而形成了教育和沟通的错位，加剧了代际冲突。在调研中，本刊发现了两个非常有趣的事实：一、居于上位的管理者往往避而不谈挑战的具体内容，甚至完全忘记了内容，反倒把注意力放在了挑战的态度与方式上；二、与75前相比，“过渡一代”明显对85后员工抱有“同情之理解”，而且管理者年龄越小，这种倾向越明显。

　　这至少反映了两种可能性：首先，由于依据标准不同，对立双方在内容上无法沟通，所以彼此间的冲突更多地来自于挑战的态度和方式；其次，新生代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开始获得更广泛的大众支持(主要指“过渡一代”)，但具有权威地位的老一辈(75前)并没有做好准备，只是将其视为不安的反叛者和不怀好意的捣乱者，典型如任志强(微博 专栏)的表态：“我干嘛要跟他们平等对话，这又不是我的工作”。

　　链接一：富士康管理难题

　　难题一：干活要哄着

　　线长姚小姐从2000年开始就带线，觉得这几年的员工很难管。最让她头疼的是“交代的事情，嘴上答应好好的，但就是不去做”。范副理说：“要哄着才能好好干活。”

　　组长小王说：“我们是静电车间，生产要求必须穿静电服、戴静电帽，头发不能外露，而偏偏有员工不愿意。说他吧，员工会说你侵犯她的人权和自由等等，可是我们毕竟是制造业，行动一致才能把生产做好。”

　　难题二：请假旷工很随意

　　很多线组长反映，员工随意旷工请假也很让人头疼。“员工请病假，需要在9点以前提报完毕。早晨有人没来，我们8点多钟打他手机，还关机，等到10点钟，他才打电话来，说要请病假。这样，我们不得不重新走流程，请各级主管签字，把他的旷工改为病假。”组长小王说。尽管公司在绩效、加薪提干等方面有一些奖励措施，但产线主管反映，很多员工不在乎这些，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在公司长期发展。

　　难题三：加不加班要自己说了算

　　对于加班安排，产线主管们也感到很头疼。他们认为，尽管大部分员工还是希望适当加班多挣钱，但很多人却不愿意接受统一安排，加班还是不加班，想要自己说了算。

　　组长伍小姐举了个例子，星期天，要赶货，不得不安排加班。“我们当作业员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没什么异议、但现在这些90后员工会说：‘按照劳动法，我们要休息’，或者干脆来一句‘我不想上’。”

　　链接二：文化传承的三种类型

　　后象征文化：

　　两代间的关系类型是控制，其所在的社会以老一辈为绝对权威，未来只是简单的重复过去，文化延续“既依靠老一代的期望，又依靠年轻人对老一代期望的复制”，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

　　互象征文化：

　　两代间的关系类型是断裂与疏离，其所在的社会变化相对较快，现在成为未来的指导，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经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冲突，老一辈虽仍处于支配地位，但已不再是年轻人行为的典范和守护人，年轻人之间相互的学习交流成为主要的行为模式。

　　前象征文化：

　　把对话视为两代间关系类型的唯一出路，因为其所在的社会变化速度让人眩晕，代与代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普遍的代沟，老一辈再也无法从年轻人史无前例的经验里找到自己重复的经验土壤，不得不向孩子们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年轻人则通过对过去的反叛建立了新的权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