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全民外语时代，升高中、上大学考外语，评职称考外语，出国留学等更是要通过各种外语考试。对此，很多人确实做不到像新东方俞敏洪那样闻之则喜，相反，他们深恶痛绝，迫不及待对我国外语教育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众所周知，1862年开设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官办外语教育先声，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亡图存年代，官办外语教育一开始就颇显悲壮，承载着命途多舛的民族不可承受之重。那时，提倡新学、学习欧美近代科技、制度和文化成为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而只有掌握外语才能真正学到精髓，达到上述目标。为此，中国甚至派出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一批留美幼童，以期沐浴在欧风美雨中找到自强之道。随着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推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外语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向苏联学习，大力发展俄语教育，迅速培养大批俄语人才。但受意识形态影响，“文革”时期中国外语教育体系近乎崩溃。（来源：学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再次打开国门时，我们惊异地发现，在新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欧美即将进入信息时代，而自己濒临被开除“球籍”的险境。面对现代学科体系源自西方，世界上绝大部分科技信息、创新信息是以英语等为载体的现实，除了老老实实从语言入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于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外语、夜以继日地翻译书籍成为迎来改革开放曙光的那几代人自觉自愿的选择；教育主管机构也旋即认定，外语是中国青少年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必备素质，并出台了一系列“强制”学习政策。于是，30多年来，这块土地上上演了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外语学习景象，正如这块土地上的经济传奇一样引人瞩目。我深信，这二者不是时间上的巧合，一定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我深信，现存外语教育制度对我们这个后发国家成功抓住信息革命机遇，奋起直追功不可没。

　　毋庸讳言，现存的外语教育制度及其在事实上造就的“全民外语”让全社会为此付出了不菲代价，有必要进行某些改革。比如在与外语应用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职称评定取消外语考试；比如在大学纯中文专业取消或适度降低对外语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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