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多家媒体消息，北京时间7月20日晚间，多家外电引述新华社报道称，富士康跳楼“魔咒”又现，子公司一名员工7月20日（周二）从集体宿舍坠楼身亡。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案，尚未公布具体详情，也不清楚该名员工是否是自杀。
凤凰卫视（行情，资讯，评论）引述新华社报道称，7月20日6点多，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子公司发生一起员工坠楼死亡事件。事件发生在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奇美电子公司（Chimei Innolux）。c 拥有6000工人的台资企业南海奇美电子今年3月刚和富士康合并。一视频网站报道称，据员工内部流传的版本，7月20早上6：30左右，一位暑期工学生因某些原因和同事争执，被同事从6楼宿舍推下，该名暑期工跌下一楼水泥地面后当场死亡。从现场看到，奇美电子的宿舍栏杆非常矮。
富士康是台湾鸿海精密子公司，主要为苹果代工iPhone和其他产品。同时，富士康也是戴尔、惠普、诺基亚和索尼的代工厂商。
在此之前，富士康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0多起员工坠楼事件，引发了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鸿海集团董事长、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多次亲赴深圳，试图解决这一棘手问题。而后，富士康宣布涨薪措施，一线作业员的基本月薪从1200元加到2000元，并启动了规模浩大的“北迁”，意将深圳工厂按不同产品线迁移到武汉、天津、郑州等城市，以降低运营成本。
而在6月份的股东大会上，郭台铭曾称，准备要把宿舍还给社会，让政府接管运作。把企业担负的社会责任，还给当地政府。
富士康股价本月已跌破5港元，不到1月中旬时的1/2.
鸿海集团旗下的奇美电子昨日发生坠楼事件。奇美电子上海官方人士证实广东佛山南海工厂确有一女性员工坠楼，具体原因不明。
昨日6时多，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鸿海集团旗下的奇美电子公司发生一起员工坠楼死亡事件，死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奇美电子和富士康同属台湾鸿海集团。
奇美电子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据悉，坠楼员工年约18岁，今年6月份刚从广东东莞到南海打工，是来自石家庄东方科技学校的暑期工，在奇美电子上班才几天。也有消息称此员工为人力派遣公司派遣到奇美电子的员工，在事发时和学生们同住一个宿舍。
2009年11月，为了拓展大陆业务，鸿海集团旗下的群创光电，以53亿美元收购奇美电子。新公司的规模超过友达光电，成为台湾产能最大的液晶面板制造商。
此前，由于富士康接连发生跳楼事件，导致众多台资企业被逼加薪，富士康在六月初短短一周内大幅调升工人底薪至二千元。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台资企业表态有意向内地搬迁工厂。
奇美电子也为此而计划重新布局内地业务。该公司原本位于宁波、南京、佛山三地的工厂开始同步进行扩厂计划，此外，奇美电子亦着手在成都和武汉新建液晶模块厂。
7月20-25日，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率领的代表团，展开了对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等多个城市工会组织的访问。
代表团20日上午抵达美国伯克利市，从11点半到18点半，会见了8个劳工团体。代表团多方介绍中国工会的有效运作，从劳工权益改善角度，解释“中国式市场经济”内涵。
“邀请方认为全球化面临历史转折，中美工会需要联手。”启程当天，陈伟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广州、旧金山两市工会2008年缔结友好关系以来，双边互动频繁。当前世界经济受“二次探底”威胁，加上国际对广东富士康、本田劳工事件的关注，从6月初开始，旧金山总工会以“沟通两地事务，交换劳工权益的看法”为议题，多次向广州市总工会相约，经上级协调，最终促成此行。
国外工会邀中国工会结盟
“美国工会一直想和我们结盟，搞市对市。”陈伟光称，此次访美，对方再次提出希望达成这一“实质成果”，“但我们认为还没有到（结盟）这个程度”。
陈伟光告诉记者，旧金山工会提出一个议题，是和广东工会联手，调整苹果公司对中国的代工价格。苹果是富士康最大品牌商，总部设在旧金山。当地工会组织认定，深圳坠楼事件中，苹果责任大于代工商，一直没有停止施压。
陈回顾，2008年访洛杉矶时，当地港口工会亦郑重提议，广州南沙港至洛杉矶港口，已成为多家世界级航运商重要航线。两港工会可以联手，如果船东对南沙港不好，洛杉矶方面可以采用抵制手段呼应，反之亦然，让劳工“在世界海运离岸和到岸价中享有合理发言权”。
类似结盟建议，陈伟光并不是唯一遭遇者。广东省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告诉记者，诺基亚总部工会负责人曾专程来访，期望和广东工会达成合作协议，联手向诺基亚争取权益，以“削弱跨国公司对全球的压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广州工会访美，很重要的一站在华盛顿，拜访美国最大工会团体“劳联-产联”（AFL-CIO）国际联络机构——国际劳动者团结中心负责人布朗。劳联-产联是美国民主党的“铁票仓”，拥有1150万会员，在11月份国会中期选举到来之际，该组织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施压，要求调查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是否和工人待遇过低有关。
陈伟光称，他负有对布朗进行合理解释的责任。按照布朗的说法，劳联-产联的施压，对中国并非零和博弈，相反，这中间有更多的共同利益。陈也声称，愿意“放下顾虑，深入了解”。
世界劳工运动的“中国环节”
“按照劳联-产联布朗先生的说法，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劳工运动的核心环节。”陈伟光称，上次访美和布朗有过深谈，其部分观点值得深入研究。
产业一线蓝领工人，是各国工会组织的成员基础。2009年末，中国工会会员2.26亿人，近乎国际工会联盟（ITUC）1.4亿人的两倍。
“中国工会的作为，决定世界劳工运动的方向。”布朗称，中国作为世界廉价优质劳力的最大供应地，全球劳资关系能否平衡，取决于中国对国际资本的策略选择。
“布朗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劳工组织‘反全球化’的一面，需要辩证分析。” 陈伟光称，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各国工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缓解这些困难，从而形成公平互利的合作局面。
我国代工企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底端位置，孔祥鸿颇有体会。孔告诉记者，珠三角是全球成衣、玩具、鞋履制造中心，世界最大的品牌商均集中这里，这些品牌虽然有国际社会责任认证制约，但这里人力和技术需求门槛低，供过于求，置换度很高，没有厂商敢跟品牌商叫板，订单转二手、三手，香港大量中介服务业就是靠订单转手赚钱，中间利润分割非常惊人。
以富士康代工品牌——苹果iPad为例，iPad多型号销售均价700美元左右，生产成本平均为260美元，每台iPad纯利在60%上下；富士康260美元出厂价中，纯利14美元左右，5%的获利率，在代工厂商和工人工资间，形成了残酷的利益分割。
“中国代工，成了名副其实的冤大头。”陈伟光称，全球化格局下，中国以低工资生产低价产品，亏了一笔；出口遭遇反倾销，又亏一笔，等于受到海外的双重剥削：一重剥削在上游劳工市场，另一重剥削在终端产品市场，而且舆论上，还背上“血汗工厂”名号。
资方包括生产商和品牌商
“跨国企业利润链条，构成我国劳动工资集体协商的一个重要空间。”陈伟光以珠三角代工企业为例，劳资谈判号称两方，但资方实际上有两重，一个是国内生产商，另一个是国际品牌商。很明显，品牌商和生产商之间的利润谈判空间，远远大于代工企业和劳工的利润空间。
陈伟光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将国内生产商和劳动者联合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国外品牌商展开行业性谈判，既扶植民族资本，又反制国外舆论抨击。这背后，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借用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对国际品牌商的制约。
政府的政策支持，可改变当前国际产业链条弱肉强食的纯市场法则。陈伟光举例，搞国际诉讼，中国资本要和劳工站在一起，支持工会的要约行动，形成引导和管制。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制约，则有赖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比如富士康坠楼事件，经旧金山工会强力施压，苹果公司被迫主动往上游让利，声称给富士康工人每台iPad产品补贴3.98-7.96美元。据早间公布数据显示，富士康手握有610万台的iPad组装订单，这笔钱如能真正落到员工头上，相关劳资矛盾可获得相当程度的缓解。
“国际工会主动服务，是有求于我。”孔祥鸿回顾，诺基亚总部工会寻求合作时告知，中国块头太大，由于存在低工资，各国工会对企业的施压手段越来越小。因此，中国工会如能协同作战，国际资本也就失去腾挪余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劳工，也就有望合理介入资本分配。
“内中一种国际逻辑，就是劳工利益代言阵地的占领问题。”孔祥鸿提醒，目前全球化的最新态势，是建立全球劳动规约机制，这种机制强调，当国家力量、劳工组织力量无法达到工厂内部的时候，可以透过国际市场力量解决长久的劳工权益问题。这就需要党领导下的工会，能有效完成对国内劳工市场的覆盖，把好自家大门。
孔祥鸿亦强调，中国工会还没有强大到和国际资本全面博弈这一步，但方向没错，需要小范围试行。
孔透露，广东省总工会正筹备建立全省范围的保险行业工会联合会，将保险从业人员组合起来，与各种保险公司谈判，调整佣金比例。
《郭台铭：走出紫禁城》这篇文章很好，我买了20本送给联想控股和集团的同事。文章对我有三点启发。
「第一，郭台铭对行业相关专业了解得非常透彻，但是企业怎样为员工负责，把员工的追求融入到企业发展目标当中，这方面富士康可能是有缺陷的。郭台铭在搭班子上的做法肯定也和联想不一样，他完全凭自己个人的能力，这反过来能衬托出联想在哪些地方做得对，对的我们要好好坚持。
确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仅仅是让员工住得像样子，或者工资高一点，而是真的要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郭台铭不是一个坏老板，但是他确实有想得不够的地方，他对工人的理解还有点停留在昨天，这方面也值得联想反省。
第二，联想大量员工是80后、90后，他们有自己的特质，他们怎么看待生活？应该怎么看待他们？同时也提醒了我们，买联想电脑、手机的客户很多都是80后、90后，应该怎样去了解看待这个人群，需要跟大家交换意见。这篇文章是做了深入调查，配合一定高度，或者站得比较远来看待这个事情。
第三，不是你们文章提到的，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到的，就是不要拘泥于别人给你设下的条条框框。联想自认为做得还不错，但跟富士康相比确实还有差距，而在2000年前后富士康跟联想的营业额还相差不多。富士康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郭台铭应该讲不信邪，没有听别人怎么说，认为走自己的路能够做好。我觉得这方面要有创新精神，不要受某些人说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就像今天还有很多人说联想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们当年不是愣是从做制造转到做投资了吗？每人情况不同，不必被别人看待自己的眼光局限住。我也相信未必所有的人都能够从做制造业改行做投资，但我们就是行，因为我们把这个事研究透了。最近我们在战略上还要受到一些不明的质疑，那些议论的人没有把事情想透，我们可以不必理会。我相信郭台铭在做富士康的时候，真的是把人和机器融合一体，能够非常充分地进行调动，当然，他在其它方面没有想周全。
富士康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会在其他企业重演，因此从企业管理和决策、危机事件的应对和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等方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反思。
今年5月7日和 5月25日，我受清华大学邀请，作为危机干预专家，先后2次参加了对富士康的调研，对从基层到中高级管理层的富士康员工进行了访谈和研究，并和其他专家一起提出了建议应对方案。
为什么是富士康：
现象与调研
在富士康期间，我们参观访问了厂区和员工宿舍，与一线员工、工会、人力资源部门、医院等中层管理者，以及高层管理者都进行了访谈和座谈。富士康深圳厂区给我们以现代化、规范化的印象，甚至与大学非常相像：成群结队、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整齐划一的厂房，大食堂，4～8人的宿舍，宿舍里有空调，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浴房。特别是我们所见到的普工们，衣着打扮时尚，谈吐也没有印象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土气”，虽然他们也同样来自中小城镇和农村。
在访谈中，这些与自杀者身份、背景相似的年轻人有些出乎我们意料，他们并没有抱怨公司的严格管理、工作压力大等（这一点与媒体的明访、暗访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甚至比深圳其他工厂还要好一些。
也许正因为此，我们所接触到的、包括郭台铭在内的富士康的中高层管理者们都感到非常困惑，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连续自杀事件会发生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好、薪酬水平相对较高的富士康，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第二代农民工不如第一代那么能吃苦耐劳，抗压力能力会这样差。
12起自杀事件的心理解剖 从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自杀身亡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发生了11起（截至5月25日）跳楼自杀事件。
在危机干预领域，一个重要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心理解剖，即详细调查并运用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对危机事件当事人或受害者的心理进行事后分析。
心理解剖的目的在于找到危机事件的心理背景原因，以及危机事件当事人和受害者的心理特点，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两次到达时，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与当事人或者其家属直接接触，因此对富士康的这些自杀员工的心理解剖未能像在高校里一样完成，但从一些基本情况还是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所谓连跳是从1月份开始，5月份突然呈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不到一个月发生5例（实际上，5月26日郭台铭在全球媒体正式道歉之后48小时内又出现4起），呈现出典型的聚集效应，堪称恐怖的5月。我认为，富士康事件，前期是自杀问题，而后期随着各种媒体的高强度聚焦和关注，呈现出明显而典型的自杀传染，或者说模仿自杀的特点。
第二，83.33%（11位中的10位）员工年龄在24岁以下，11位员工平均年龄21岁。但16～24岁青少年正是自杀的高危人群，近年来自杀已经成为这个年龄段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因此，从年龄特征来说，富士康的青年员工处在高危年龄期。
第三， 这些员工入职时间都比较短，平均入职时间207.1天。其中83.33%（11位 中的10位）员工入职不到一年，50%入职不到半年。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处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和生活工作方式的适应期。较大的工作压力、较少的社会支持，会使得新入职的员工需要更多时间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也需要更多支持资源。如果缺乏这种资源，本人又缺乏应对压力的策略和能力，悲剧就难以避免了。
导致自杀的三个因素 根据对自杀的研究和临床经验，我认为从社会心理角度上，有三个重要因素，决定自杀行为的发生。
第一是家庭。如果一个人家庭很幸福，很和谐，他的成长很幸福，亲子关系融洽，他/她的心理抗压度也肯定高。
第二是同伴和社会的支持。当你在外面，遇到困难和挫折，又远离家庭时，如果能获得同伴和社会的支持，人应对压力和挫折的能力会更强。
第三便是信仰、理想以及价值观。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自己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自己存在的价值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和肯定。
我们在大学生中做的研究发现，如果这三个因素都没有，或者至少缺少了其中两个，一旦受到挫折，知道生命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价值，也不能获得别人的安慰和鼓励，那就有可能发生极端行为，指向自己就是自伤、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