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痔疮
　　1、注射法治痔的进展用注射疗法治疗内痔、混合痔：
　　1977年史兆岐制成“消痔灵”注射液后，把痔注射疗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改变了以往的注射法，推行“4步注射法”在临床上取得很好疗效，并获得“神奇的药”的赞誉，屡获国内外金奖。这种疗法在治疗史上再一次走出国门。
　　2、枯痔疗法治痔的进展：
　　这是一古老的传统疗法，枯痔散、枯痔钉有含砒和不含砒两种。前者建国初期使用较多，但因毒性较大，屡有砒中毒病例发生，后多改为无砒制剂。1980年以后枯痔疗法应用的报道已日见减少。
　　3、手术疗法治痔的概况：
　　治疗外痔、部分混合痔多采用手术方法。手术种类繁多，结扎法，结扎+明矾压缩法目前仍有报道，外剥内扎法治疗混合痔是被广泛采用的方法，外剥内扎法治疗混合痔是被广泛采用的方法。对大型痔核可用两针一线结扎法，外痔的治疗方法以切除为主。环形混合痔的手术治疗比较复杂，李兴等对13例进行了环形痔切除术效果满意。胡阶林用肛管成型术治疗环状结缔组织外痔34例12取得较好疗效。段素贤等用外切内扎半闭锁法治疗环形痔据报道效果良好。
　　4、非手术疗法治痔的概况：
　　七十年代上海长海医院喻德洪、衡水芮恒祥、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沈阳沈河边痔瘘医院、浙江医科大学第一附属一院痔科、哈尔滨第三医院分别制成套扎器。这些套扎器各有特点；上海长海医院的套扎器小巧玲珑，为单圈附加吸引器型。芮恒祥的第四代吸引器为5圈连发，机身内自带负压吸引和照明装置，配有三种长度吸扎管，不但套扎内痔核，也可在乙状结肠镜下套扎较高位的息肉。其他几种，结构简单、合理，具有一定适用性。近年来又有套扎器报道，说明这种疗法不需麻醉、简便、痛苦小、脱落彻底、并发症少、疗效可靠，具有很广的应用范围。

　　(二)肛瘘
　　肛瘘常由肛门直肠周围脓肿或其它原因形成。从穿越肛门括约肌的部位，侵犯肛门周围组织范围的大小，内外口的多少，分为单纯性肛瘘和复杂性肛瘘。由内外口的存在、缺如又分完全瘘或盲瘘。
　　在五十年代大多数著作中，对肛瘘的发病原因认识是比较简单的，对解剖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到六十～七十年代就有了较大的进步，标志着肛瘘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在肛瘘诊断、命名方面开始脱离传统“象形”命名或“症状”命名范畴，而改用了更加符合病理变化过程及解剖学标志的命名法。治疗方面在五十年代多沿用传统的中医疗法，挂线多用“药线”配以铅锤，切开多用“弯刀”，自六十年代后期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更进一步强调处理内口的重要性，认为内口处理正确与否是肛瘘治疗成败的关键。挂线所用的材料质地由“药线”改为“橡皮线”。因具有如下优点，所以这一改革对肛瘘的挂线治疗可称为一次大胆改革。1、制线的过程更加简单，不需再用药物反复地煎、煮、浸、泡、风干丝线；2、来源更加广泛，几乎可以随处可取；3、对绝大部分患者来说免除了“紧线”的过程，患者的痛苦减少，疗程缩短。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在先人经验基础上吸收新的医学理论知识，产生了切开治疗肛瘘的原因，克服了以往切开的盲目性，减少了肛门失禁的发生率。
　　在治疗方法方面，也更加多样化。切开挂线法治疗高位复杂性肛瘘这一有效疗法已载入多种学术著作，在临床上取得良好效果。

　　(三)直肠脱垂
　　中医对脱肛的认识已经很久了，“脱属大肠气四虚而兼湿热，有久痢气血虚而脱者，有因中气虚而脱者，有因肾虚而脱者”。之后本病的病因一直未脱离“虚、痢”二字。到本世纪五十年代痔瘘专著仍沿袭“虚、痢”说，在治疗上以补益为主，常用补中益气汤。六十年代对本病的认识是在继承中医病因传统认识的同时吸收了现代医学知识，丰富了对本病的了解。在治疗上除用补益剂外，还采用了胶布固定法、13%明矾液注射法等。七十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8%明矾液注射法、明矾甘油注射法、脱肛液注射法等以明矾为主的注射治疗法相继出现，并取得较好疗效。在手术方面，粘膜短缩术，瘢痕支持固定法，肛门环缩术配合中药内服的中西医结合疗法疗效更加显著。八十年代史兆岐用他发明的“消痔灵”(1∶1浓度)治疗直肠脱垂效果良好。九十年代治疗直肠脱垂的非手术疗法仍以注射法为主。注射剂的配方主要成份仍是明矾，这标志着注射疗法治疗直肠脱垂已臻完善。
　　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成立虽时间不久，但在这一学科中中西医结合工作起步却很早，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现代解剖、药理、医疗器械等传入我国起，中医的痔瘘科就很快地吸收了其先进知识、与之结合并取得了快速发展。如挂线术从“药线”改成“橡皮线”，注射疗法治疗痔的广泛应用，及现代诊断方法的采纳、中西药联合使用等都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在肛肠科的体现。
四、妇产科

　　上海1958年首先认为，中医脏腑学说中有关肾上通于脑，下连冲任而系胞宫，调节女子一生的生殖生理活动的肾主生殖的论述，与现代医学的生殖生理功能，由中枢神经—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反馈调节有类似之处，应用补肾为主的治疗法则，对生殖功能障碍性疾病进行系统观察，1962年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至八十年代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应用补肾治疗功能失调性月经病、闭经、多囊卵巢、不孕症、经前期紧张证、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就其机理进行探讨。
　　生殖内分泌水平与肾阴阳辨证关系的研究，发现对月经失调的肾虚患者检测其尿雌激素总量与血中E2、FSH，结果显示肾阴虚者，FSH与雌激素水平均偏高，肾阳虚者均偏低，如席汉氏综合征两种激素均偏低，临床表现为阳虚，而更年期综合征主要表现为阴虚，但FSH分泌亢进而雌激素水平却极度低落，揭示肾阴阳虚证在性腺轴功能上不能以雌激素的高低而分，主要与垂体功能和反馈作用有关。补肾治疗对垂体卵巢功能的调节，实验证明是多元性、双向性调节作用。补肾对下丘脑—垂体功能的调节，曾观察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周围血中FSH、LH、E与T在补肾治疗前后的动态变化。结果揭示补肾药可能作用于下丘脑，调整GnRH分泌作用。
　　性腺功能与肾上腺皮质、甲状腺功能有密切联系，它们的内分泌功能都是受下丘脑通过垂体前叶调控的，而肾上腺、甲状腺病变能影响性腺功能。如有人将大鼠的甲状腺或肾上腺切除后，使其卵巢HCG/LH受体明显下降，用补肾中药可使其受体功能恢复，说明补肾中药能通过机体反应性，提高卵巢对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反应能力，纠正切除肾上腺或甲状腺鼠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低下的补偿作用，提示肾上腺皮质或甲状腺功能低下，也可以从肾论治。以上研究，初步揭示了“肾主生殖”的实质，是指“下丘脑—垂体”轴及其所属的三个靶腺轴神经内分泌功能而言。
　　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对女性生殖功能神经内分泌调节，尤其是对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催乳素(PRL)的调节，阿片肽—儿茶酚胺系统和各神经递质在性轴调节中的作用的临床积实验研究，已初步看到了苗头。例如有研究发现绝经后更年期综合证患者血浆β－内啡肽和5羟色胺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经中药甲蓉片治疗后能回升至正常水平。电针促排卵的研究表明，电针后手指皮温上升，血β—内啡肽类免疫活动物质(β—EPIS)下降，偏低的血FSH、LH脉冲频率上升，则促排卵，排卵率可达54.4－81.5%。提示电针促排卵是通过调节植物神经系统之交感神经活动和调节下丘脑、垂体对β－BEIS释放而起作用。最新报告，根据临床用针刺促排卵效果好，为进一步研究其中枢机制，用推挽灌流方法，直接观察电针对清醒雌兔下丘脑GnRH释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针刺可促进下丘脑内侧基底核GnRH释放。以上研究说明补肾中药和针刺还可通过脑内神经递质和阿片肽物质为介导，对生殖功能起调节作用，针刺还可促进下且脑GnRH释放，这说明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殖调节机制发展到中枢神经系统积下丘脑的水平。
　　1958年山西省首创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根据中医辨证，宫外孕系瘀血内停，气机阻滞所致少腹血瘀症，以活血化瘀及消症为法则，用活络效灵丹为主方，拟定Ⅰ、Ⅱ号方剂，分别用于不同类型的宫外孕，积累了一千条例的治疗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出非手术治疗各种类型宫外孕的规律，非手术率占同期宫外孕病人的90%左右。并观察到患者服药后血浆纤维蛋白溶解酶和胶原酶的活性显著升高，为探讨其机理，进行了动物实验，观察到丹参、桃仁、赤芍、三棱、莪术等药物，可使家兔腹腔内造成的凝血块分解及吸收作用增快，全血粘度降低，红细胞和血小板电泳速度加速，说明这些药物能改善微循环，促进局部病灶吸收，为散瘀作用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非手术治疗宫外孕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有的从整体出发，采取综合措施，或配合针灸。七十年代用天花粉段灭异位胚胎，同时用中药活血化瘀，治愈率达95%。八十年代开始用中药加天花粉或MTX治疗，由于二药均有较强的杀灭存活滋养细胞作用，而且又可互补，从而将疗效提高到98.92%。还有用Ru486合并中药治疗早期宫外孕14例，成功12例。引用先进技术和仪器，将宫外孕诊断和治疗水平又提高到了新高度，如对包块型宫外孕，用活血化瘀治疗前后，以盆腔电阻抗微分图观察血液变化及治疗效果。最新报告对高疑宫外孕患者，经腹腔镜检查确认以及用宫外孕Ⅰ、Ⅱ号治愈后应用，提供了明确的治疗指证，准确的诊断不仅能达到筛选病例的作用，还能观察病程及治疗效果。还有报告用腹腔镜确诊后于异位妊娠的局部注射MTX，以及用活络效灵丹为主方加减，急性期过后外用定痛膏或子宫丸，其结果是，治疗组血中HCG下降转阴、腹痛及包块消失，住院天数，保留生育机能等均优于对照组。
　　为了进一步了解天花粉对滋养叶细胞杀伤力及保守治疗后患例输卵管是否得到保留通畅，与手术组作比较，观察结果，天花粉组对胚胎的杀伤力，可以与手术切除病灶相比拟，杀伤力强能代替手术，保守治疗成功者，卵管通畅为70%。有研究结果表明，中药加天花粉治疗宫外孕，不仅效果与MTX相近，而且治疗时间短，又无肝功能障碍粒细胞减少等。毒性反应，对该药无过敏反应者可作为首选药。
　　有报道对子宫内异症患者检查血液中免疫反应项目及环核苷酸之值，阴道涂片查激情素水平，发现肝郁瘀阻型的免疫反应有亢进现象，脾虚型的环核苷酸明显降低，对其治疗，以活血化瘀为原则，对脾胃虚弱者采用保留灌肠及测封方法为主，结合中医辨证有效率达93.61%。
　　近几年来，中西结合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工作均有很大进展，浙江建立人子宫内膜细胞(HEC)离体实验模型，并观察了醋酸棉酚(G)、孕酮(P)、丹那唑(D)；GnRH类似物对离体子宫内膜的影响。结果表明；G、P、D对EC的DNA合成非常显著的抑制作用，G对雌二醇受体和孕酮受体有直接抑制作用，论证了我国首创用手治疗内异症的酚类化合物G，对HEC存在特异的抑制作用，与该药引起HEC超微结构广泛损害有关。
　　南京建立了子宫内异症的动物模型，并发现补气活血化瘀药物对防治用症有一定作用。上海研究提出，以生大黄为主“化瘀通腑”法治疗，并从血液流变学和免疫学方面进一步证实“化瘀通腑”法，能降低血液粘、浓、聚状态，改变局部血循环，从而又助于异位内膜出血吸收和症状的改善，具有抑制机体免疫功能亢进的作用。上海介绍了内异症以活血化瘀治疗，治疗前后运用脉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双侧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测定，结果：治疗后子宫动脉血流量及平均流速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近来南京报告化瘀消症法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表明，本治法不仅改善临床症状和卵巢功能，还观察到抗宫内膜抗体和异位病灶转归有关，提示本治法能改善机体免疫功能。抗宫内膜抗体的测定可作为一项诊断及评定疗效为重要指标。上海报告用雷公藤多甙、与三苯氧胺和活血化瘀中药治疗，有效率为78.9%，雷公藤多甙有降低体内E\-2使子宫内膜萎缩，三苯氧胺有较强抗雌激素作用，使巢体激素降低，子宫内膜萎缩，两者合用效果更好，加用活血化瘀药，使症状减轻，提高治疗有效率。
　　上海报告子宫内膜异位症性周期β-EP变化及中药内异方对其的影响，结果揭示：①内异症患者的痛经与经期、黄体期β—EP水平低有关。②β—EP低于正常可能与内异症患者免疫功能缺陷有一定联系。③中药内异方通过提高患者的β—EP，从而得以解痛，并增强NK细胞活性，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
　　子宫内异症的中西结合研究对其病理机理诊断治疗等方面已达到国内外领先的水平。
　　对不孕症的治疗方法：采用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则，对排卵功能障碍所致的月经病和不孕症，根据中医“肾主生殖”的理论，以补肾为主的人工周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还有用单纯中药或针刺治疗，中西药或针药联用。观察疗效是按第二届全国中医结合妇产科学术会议制定的疗效标准分析，都设有西药组双盲对照，使之疗效更可靠，科学性更强。河北等地报道中西医结合治疗继发闭径、月经稀发149例，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高于单纯中药或西药治疗组。认为此法治疗更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协同发挥调节性轴功能，促使排卵功能恢复，疗效高。在治疗法则上，不断有新的探索，如上海应用补肾活轿、滋阴降火法加乙芪酚治疗高促性腺素闭经6例，不仅都出现双相型BB7的月径周期，其中二例无反应卵巢综合证，治疗后妊娠。武汉在补肾药基础上加服单位大黄粉吞服，促提卵率提高到72.89%。较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黄体功能不全的排卵障碍也是引起不孕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北京报道以舒肝清热、理气通络的中药坤宝Ⅲ号治疗肝郁型黄体功能不全者，发现有89.3%的患者血PRL升高，揭示PRL升高可能为肝郁型黄体功能不全的重要病理生理变化之一，经治疗后血PRL下降，对E2有双向调节作用。高泌乳素血症所致排卵障碍性不孕症，山东介绍属肝气不舒、肝经郁热、黄体不健者用清肝解郁法之丹栀逍遥散加减，对闭径泌乳、无排卵、月经稀发则选用六味地黄、五子衍宗丸和和二仙汤加减。合肥用中药及大量维生素B6及炒麦芽均取得一定疗效。上海最新报告中西医结合治疗溢乳性不乳29例，分中药组及中药加溴隐停组，辨证分成气虚血瘀与肝郁气滞两型，治疗均已妊娠，则知单独中药治疗相对较适合于较轻的溢乳症或高泌乳素血症的患者。多地报道均发现经前期紧张综合征可有黄体功能不全、不孕症且不伴发PRL升高，用疏肝解郁治疗均有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妊娠中毒病，取得一定成绩。在中医治疗方面虽各具特色，但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辨证分型论治，根据报道资料说明各医院对本病的分型治法大同小异，基本是阴虚肝旺型用六味地黄汤合天麻钩藤饮加减；脾虚肝旺以天麻钩藤饮合四苓散加减；气滞湿阻以天仙藤散或茯苓导水汤为主；脾肾阳虚型以真武汤合全生白术散为主。一类用协定处方治疗，如用养血熄风汤、止抽散、当归芍药散等，对重症患者多同时加用解痉、扩容、降压、镇静等西药，必要时引产终止妊娠。妊高征的基本病变是全身小血管痉挛，微循环障碍、血流不畅，重度患者并有血容量减少及血液浓缩现象，在血液流变学方面有一定变化，患者常有舌质紫黯或紫点班块，舌下静脉曲张等现象，都提示有血瘀存在，血液流变性指标，随病情加重而增设，故用活血化瘀及解痉药剂静滴治疗后，各项指标均较对照组显著改善，有效率可达975%。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例中，常加用丹参配合其他药物，静脉注射，效果显著，丹参属活血化瘀药，能改善微循环，并能抑制凝血功能和激活纤溶功能，对改善妊高征的病理变化，值得进一步探讨。对妊高征后遗症的处理，有报道亦用中医辨证论治，皆优于对照组，提示系统的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既可促进后遗症早期恢复，也减少了后遗症的残留率。
　　对妊高征的发生机理，最近有报告用放射免疫法测定32例正常孕妇，43例妊娠高征孕妇的血清肾素(PRA)及血管紧张素Ⅱ(ATⅡ)的含量，同时测定14例妊高征孕妇血清血栓素B2(TXB2)含量。结果提示：妊高征发生及其严重程度与PRA、ATⅡ含量多少无关，可能与血管壁对ATⅡ敏感性增强及其增强程度有关。
　　生殖免疫性疾病研究
　　近年来应用辨证论治的法则，对目前国内外西医治疗中感到棘手的某些生殖免疫性疾病，如免疫性不孕，习惯性流产，无反应性卵巢，新生儿溶血，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等病症的治疗都取得了肯定疗效，如已证实健脾补肾治疗，可使某些特异性抗体滴定度下降。在动物实验和临床实践中应用一贯煎和朱砂散，能使妊高征患者特异性抗体滴定度下降，说明其有明显免疫调节作用。有报道对不明原因的习惯性流产的研究中发现母儿间的HLA相容性，是造成流产的原因之一，分别用养阴清热益肾安胎法、养血行血健脾益肾安胎法，再配合维生素C、E成功率达96.49%，高于国内外水平。最新报道用经验方“固胎合剂”防治骨胎的临床与药理研究，其治愈率为95.05%，研究证明该药除能抑制不宫平滑机收缩，与孕酮的保护作用相当外，还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体液免疫)。
　　近来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系统间的调节环路学说已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然而，以生殖内分泌—免疫调节为研究出发点，探讨更年期综合征的发病机理，并探索以补肾为主的中药治疗本病，对这类妇女生殖内分泌—免疫调节功能产生何种影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最近上海领先报道了“更年健”对更年期综合征妇女生殖内分泌—免疫功能的调节的研究、结果说明，由于内分泌—免疫调节功能紊乱造成更年期综合征妇女的临床症候群，应用“更年健”剂治疗后，患者生殖内分泌—免疫调节功能从紊乱恢复达到新的调节平衡，因而症状改善。这不仅对肾主生殖及肾主骨生髓的中医理论予以科学解释，而且验证了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的客观现实性。
五、儿科

　　中西医结合儿科产生后的首要工作，是论证中医药对儿科疾病的疗效，验证中医药学的科学性。这是萌芽时期的“扎根”阶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首要工作，是当时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中心任务。虽然目前这一工作至今仍需继续开展，但在中西医结合发展史上，萌芽阶段的论证和验证工作对中医学的生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许多，例如，五十年代叶仁德，运用麻杏石甘汤对小儿支气管肺炎进行了治疗并进行了疗效对比观察。叶氏将患者分为单纯中药组、中药加西药组及单纯西药组等三组，通过对照组的设立，增强了中医药疗确切的说服力，其结论在当时颇有影响。
　　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儿科工作者还对中西医的许多认识进行了对比性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对中西医结合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新见解。例如，五十年代著名儿科专家江育仁通过细致的观察认为，小儿肺炎的临床表现与中医学温病的风温类似，该病可以用中医“肺闭”命名。这一认识上的突破带动了整个中西医结合临床水平的提高，为现代医学疾病借鉴古代中医学辨证论治规律提供了理论指导，使得中西医结合事业得以与古代中医药文化衔接，为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为挖掘中医药宝库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
　　总结1949年至七十年代初这一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儿科整体水平及各种工作，可以看出该时期的工作是：“以继承求疗效，以疗效求生存”。虽然水平不算很高，但奠定了基础、赢得了信懒，是中西医结合创始而且卓成建树的阶段。
　　从七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本阶段的突出进展是总结辨证论治规律、突出中医特色，同时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经过1949年至七十年代初的萌芽阶段，大量验证和论证工作已经证实了中医药治疗儿科疾病的确切疗效。在此基础上，中西医结合儿科的发展逐渐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中西医结合儿科工作的重心已经转向了“突出中医特色，总结自身规律”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是中西医结合儿科由“求生存”向“求发展”过渡的探索时期。中西医结合在这一时期中，逐渐摆脱了对西方医学“靠拢”和“依附”的地位，发展成了拥有自身体系的与西医并列的医学代表，中西医结合也从此走向成熟。
　　萌芽阶段的成功，使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从思想深处赢得了自信，探索自身规律形成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主流，迎来了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又一个发展阶段。1973年至1976年，全国防治小儿肺炎协作组经过三次研讨，制订了小儿肺炎辨证分型标准，其中包括风寒闭肺、风热闭肺、痰热闭肺、热毒炽盛及正虚邪恋等证型，总结了各证的辨证要点及治法方药，是中西医结合儿科走向规范化的里程碑。
　　运用中医辨证论治规律治疗儿科疾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北京友谊医院儿科运用中医药治疗婴幼儿肺炎570例，分别以护肺降逆和清热化痰为法，用肺炎合剂及肺炎2号进行治疗，结果取得99%的治愈率。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根据中医学基本理论和小儿肺炎的病理变化，主张把清热解毒法贯穿小儿肺炎治疗的全过程以解决主要矛盾，选用清肺I号(主要药物有炙麻黄、杏仁、生石膏、银花、连翘、黄苓、荆芥穗、知母、板兰根、鱼腥草等)及清肺液(主要药物有黄芩、栀子、大黄等)进行治疗，同时应用生脉饮(包括人参、麦冬、五味子)以保护气阴。在治疗的173例小儿肺炎中，痊愈167例，好转6例。此结果表明以中医治则指导疾病诊疗可以提高疗效，说明中西医结合儿科临床已由验方治病，发展到了辨证规律研究的阶段。
　　从八十年代初至今。本阶段是中西医结合儿科卓有建树的提高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中西医结合在求生存与求特色的基础上，逐渐步入了系统深入的健康发展道路。其间突出的作为是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性很强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儿科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西医结合儿科工作者，对小儿肺炎、小儿腹泻、小儿厌食症、小儿肾炎、小儿癫痫等疾病进行了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同时在新生儿疾病及小儿急性传染病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新生儿疾病研究方面，中西医结合治疗新生儿溶血症，从七十年代的西药、换血为主，转变为中西医结合为主的新阶段。通过远期随访，证明中医药可以避免核黄疸的发生。李思堂及井永强等氏，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ABO型新儿生溶血症，可以使胎儿免受影响。裴学义诊治新生儿肝炎综合征治愈率达72.6%。
　　在小儿急性传染病研究方面，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日益得到了发挥。在诊治麻疹、白喉、百日咳、痄腮、猩红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小儿麻痹证、中毒性菌痢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防治乙脑、小儿麻痹证、中毒性痢疾等方面进展卓著。如刘明武运用中西医结合抢救措治疗菌痢休克24例获得成功，患者在24小时内脱离休克状态。湖北中医学院儿科利用复方红蚤休静脉注射液及糖浆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使其治愈率提高到94.2%。各地临床工作者在治疗小儿麻痹症方面，筛选认为葛根芩连汤在急性期疗效满意，而后遗症治疗采用口服、熏洗、穴位注射等综合疗法效果较好。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厌食症获得较好的疗效，并荣获了一项1993年度卫生部甲级成果奖。研究人员发现，服用健脾益气中药后，厌食症患儿的发锌值显著升高，患儿D—木糖及尿淀粉酶排泄率升高，其巨噬细胞吞噬率及吞噬指数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这些反映消化吸收及免疫功能的指标，均证实了中医药的确切疗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腹泻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治疗小儿非感染性腹泻方面有独到之处，如卡兴亚的通补法的运用等。此外，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病毒性腹泻，其轮状病毒亦能在短时间内转阴。
　　中西医结合小儿肾炎的成果颇丰。临床发现，对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无效的肾炎患儿，应用昆明山海棠可以缓解病情，并对减少蛋白尿的排出有一定的作用。此外，雷公藤制剂可以促进肾炎病变消退，具有使血浆蛋白上升的作用；党参及丹参对促进肾的代偿功能有一定的作用。在治法治则研究方面，中西医结合儿科工作者在传统辨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总结出了活血化瘀与清热解毒合用治疗小儿肾炎的有效方法，该方法可以抑制肾小球萎缩和纤维组织的增生，是辨证论治内容的发展。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肾病综合症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成功例证。其一，中药可以拮抗激素的副作用及并发症；其二，中药可以防止撤减西药后的反跳现象。因而，中西药配合使用的方法，在小儿肾病综合症临床中被广泛采纳。中药除可以拮抗激素的副作用外，还可以缓解环磷酰胺等细胞毒药物引起的症状，并能改善高凝状态、消除水肿、清除尿蛋白、提高免疫功能等。
　　中西医结合在抢救癫痫持续状态、控制癫痫大发作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陈建家从石菖蒲中提取α-细辛醚注射液与脱水剂合用静注，抢救18例癫痫持续状态患者取得成功；匡培根等对应用足量抗惊厥药物治疗不满意的32例癫痫患者，用青阳参煎服取得疗效。此外，王胜海等用动物脑组织制成注射液治疗小儿癫痫，丰富了祖国医学以脏治脏的内涵，是小儿癫痫研究的又一进展。
　　总结八十年代以来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史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工作已经使中西医结合儿科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是中西医结合儿科篷勃发展的重要阶段。
　　总之，中西医结合儿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验证疗效，到七十年代左右的特色探索，直至八十年代以来的深入提高，走过了从无到有、从依附西医到自身提高的深刻变革与发展，迎来了进一步腾飞的新时期。
六、皮肤科

　　1、急性皮肤病:皮类湿疹类疾患。一般人的印象中医只治慢性病，而通过近年来的报道及临床实践，中医中药治疗急性皮炎、湿疹类疾患疗效很好，尤其是近年来进行了大量基础实验研究。陈学荣先前和苦参注射液治疗湿疹皮炎有效，进一步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苦参总硷、氧化苦参硷、均能抑制环核苷酸二酯酶活性，有抗变态反应作用，他用苦参素治疗的实验性动物模型，可观察到红斑发生率比对照组明显降低。陈智等用多虑平贴敷针灸穴位神阙穴，治疗急性过敏性皮肤病，有显著疗效；有用量小、副作用少的特点。陈德宇等根据中医理论、配制中药酸甘止痒合剂，治疗急性瘙痒性过敏性皮肤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进而通过实验研究、证明该药剂有明显的抗组织胺和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的作用。张志礼等研制中药石蓝草煎剂、治疗急性皮炎、湿疹类疾患，经440例患者临床观察，治愈率90.1%，明显优于西药对照组的75.5%的治愈率。平均治愈时间7.3天，比对照组缩短43.9%。他们还通过药理药效学动物试验，进一步证明该中药复方制剂有显著的抗炎、抗过敏作用，可对抗由组织胺、5羟色胺和前列腺素引起的类性渗出，可明显降低炎性组织中前列腺素的含量，有抑制Ⅰ型的Ⅳ变态反应、调节免疫功能、改善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及减轻炎性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的作用。以上成果显示出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治疗研究的重大突破，代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方向。
　　2、银屑病:发病率高，治疗困难，且易复发，目前仍是国内外皮肤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中医中药治疗银屑病过去虽有很多报导，但多属于一般临床疗效总结观察，显效率在50－80%不等，归纳起来中医辨证多分为血热、血燥、血瘀、湿热、毒热、冲任不调等型，治疗多数采用清热凉血、养血润燥、活血化瘀、除湿解毒、调和冲任等法则。
　　近年来许多研究有所突破。庄国康等用克银丸治疗银屑病，总有效率达94.4%，并经过电子显微镜检测发现，治疗后皮损超微结构的变化，证实治疗后角质细胞表面微绒毛数量减少、微绒毛的分布从密集变为稀少、从带蒂的蘑菇状变为短小的棒状、部分角质细胞上的“洞”消失等，为临床治疗有效提供了实验依据。
　　林熙然等用中药喜树提取物喜树硷，配制酊剂外用，治疗银屑病101例有效，并以两种动物模型即小鼠阴道上皮和鼠尾鳞片表皮进行实验研究，证明喜树硷能抑制表皮细胞分裂，促进颗粒层表皮细胞形成，从而使银屑病表皮的增生与角化不全病变得以抑制和纠正。近年来并通过动物实验和模型观察异靛甲对上皮增生及表皮分化的影响，与氨甲喋呤和喜树硷的比较，探讨其作用方式的异同，又观察到该药对银屑病患者和实验动物血浆环核苷酸的影响，结果证明异靛甲的作用方式主要是促进表皮的正角化，对细胞有丝分裂的抑制较弱，因而很少产生骨髓抑制和肝毒性，证明从中药青黛开发出来的双吲哚类药物，有可能成为治疗银屑病的新型药物。
　　谢晶辉等用抗表皮细胞增殖的中药半边莲、石见穿、白花蛇舌草等治疗很眉病84例，总有效率78.4%。南京地区皮科协作组用山豆根、菝葜、丹参等治疗银屑病65例也取得较好疗效。
　　张国盛等采用口服中药白芷制剂加黑光照射治疗银屑病有效，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中药白芷内服外加黑光照射两种因素协同才能抑制DNA合成，两者缺一不可。用白芷代替8－甲基补骨脂素，大大减少了其毒副反应。
　　秦万章等用活血化瘀法治疗银屑病，并通过微循环检测、血液流变学等指标观察245例，证实随着皮损的消退，甲皱皮肤毛细血管变化明显好转或恢复正常，24例全血粘度、红细胞电器时间、血球压积均有明显改变。
　　近年来张书元等在用土茯苓汤治疗银屑病有效的基础上，对进行期患者做了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研究，证实治疗前后表皮SOD含量有显著差异，说明中药有促进SOD形成的作用。
　　郑茂荣等根据银屑病患者多核粒细胞(PMN)对低浓度的白三烯B4(LTB4)的趋化反应显著增强，以及黄芩甙治疗银屑病有效的经验，进行中药黄芩甙对银屑病PMN与LTB4的趋化反应影响的研究试验，结果证明，黄芩甙可以减少银屑病患者PMN对LTB4的趋化反应，证实了黄芩甙治疗银屑病的机理。
　　这些成果都反映了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这一研究工作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只要进一步组织力量、加强协作，努力探索，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医结合治疗及预防银屑病复发等方面，还会取得更大进展。
　　3、硬皮病:中医对硬皮病采用益气活血化瘀、温经通络的治疗法则，已经开辟了治疗的新途径。实验证明，中医中药治疗可以改善局部微循环和结缔组织代谢两个环节，而对植物神经和内分泌功能起调节作用。部分患者采用中医药配合低分子右旋糖酐、菸酸、维生素治疗效果更好，有效率在90%以上，显效率可达30-40%。李君蒂等用积雪草(落得打)提取积雪甙治疗系统性硬皮病45例，局限性硬皮病45例，前者有效率77.8%，后者有效率85%，实验证实其能改善免疫功能，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对上皮细胞有复活作用。张曼华等用中药益气活血温阳、配合中剂量激素治疗硬皮病，取得了比单纯中、西药物治疗好的效果。秦万章等用单味中药丹参，苑勰等用当归、毛冬青等，谢晶辉等用薄盖灵芝治疗硬皮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进行了实验研究。
　　4、系统性红斑狼疮：近年来对该病的治疗研究作了大量工作，据国内54篇论文，828例初步分析，采用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方法，认为本病属中医虚证范畴，治疗多采用扶正固本、活血解毒的法则。实践证明，急性发作期以皮质类固醇激素等西药为主，辅以中药清热凉血解毒，控制病情后逐渐减少或停用激素，以养阴益气、健脾益肾、活血通络的中药长期调理，可以明显降低死亡率，延长存活时间，改善生存质量，使患者长期保持病情缓解稳定。庄国康等以中药为主治疗红斑狼疮，初期以大剂量激素辅以中药，以后逐渐以中药为主辅以激素，可较快消除临床症状，改善预后。张志礼等用同样经验治疗677例，分三组对比观察，中西医结合组的近期治疗总有效率，远期随诊缓解率、10年以上存活率及生存质量等指标均明显优于单纯中药和单纯西药治疗组。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张镜人等治疗103例，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总有效率84%，单纯西药对照组67%，前者死亡率14%，后者29%。湖南医学院一附院内科治疗100例，中西医结合组32例，有效率71.2%，西药对照组38例，有效率52.6%。秦万章等用雷公藤、昆明山海棠、复方金荞片等治疗红斑狼疮都取得了较好疗效，经对其主要成分进行药理研究，雷公藤总甙有免疫抑制及抗炎作用。秦氏用雷公藤治疗本病43例，有效率达93%。庄国康用青蒿素治疗盘状红斑狼疮取得满意效果，通过治疗后超微结构检测，发现本品对皮损中血管内皮细胞、组织细胞内的副粘病毒网状结构有促进其消退作用。这些研究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红斑狼疮具有广阔前景。
七、耳鼻咽喉科

 　　第一阶段，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以中西医综合治疗为起点，进行临床病历分析总结，注重发挥中西医治疗不同疾病及疾病不同阶段的长足之处。
　　本阶段是处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探索和尝试，起步于中西医的综合治疗，对有关本学科中的一些常见病证进行分析总结，注意发挥中西医在对耳鼻咽喉科有关疾病不同阶段治疗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有关于用鸦胆子油治疗外耳道乳头状瘤；用黄连液治疗慢性上颌窦炎，中药苍耳子治疗变态反应性鼻炎；养阴清肺汤治疗白喉等临床报导。为多病种诊治方面的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针刺疗法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广泛应用的同时，使其在耳鼻咽喉科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进步，从临床常见病的治疗，手术前后，到针刺麻醉方面，在不断应用中，积累了一定经验。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在临床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实验研究方法，在理论与临床结合研究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
　　临床经验的积累与总结，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使其在研究思想及水平上有了提高，促进了新的观点，新的研究手段的产生，形成和推广应用。
　　中西医结合针麻研究工作方面，1975年全国重点十大针麻手术，耳鼻咽喉科中上颌窦根治术被列入其中之一，并于同年在吉林召开了全国上颌窦针麻协作单位会议，专题讨论了有关问题。到七十年代末，在耳鼻喉科开展的针麻手术(包括耳部、鼻部、咽部、喉部及气管、食管手术)已达30余种。其中对喉全切除术的针麻效果评价是：临床证明，术时病人合作好，尤其在缝合咽口时，可令病人作吞咽动作，以检查咽口缝合是否严密，或在作发音重建时，可令病人试作出气和发音，术后分泌物均少，护理工作简便。实践经验的建立和逐步的积累、丰富、为针刺麻醉在手术中的应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运用现代科学实验研究方法和手段，对基础理论与临床的研究，特别是对中西医结合治疗水平上的提高有其重要的地位，在提高对耳聋的临床疗效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探索中医“肾”与耳的关系，临床实验研究发现，肾脏与内耳的一些细胞在生理功能、形态结构和酶的含量与分布方面都有相似的特性，特别是对于内耳有毒性的抗菌素，对肾脏亦表现毒性作用，抑制肾功能的利尿剂，同可以使人和动物耳聋……。实验证明：肾脏与内耳在对疾病和药物反应方面，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对探求中医“肾”与耳功能的生理基础，提供了重要线索，为中层“肾虚可致耳聋”的理论提供了客观依据。
　　本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已从中医方药在临床中的运用，提高到对于中医治法的运用和研究。中医的活血化瘀法运用于耳鼻咽喉科相关的急、慢性炎症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实验证明：活血化瘀具有扩张血管，增加血流，改善微循环，软化结缔组织以及抗感染等作用，可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炎症吸收，使炎症局灶化，减轻病理损害。根据中医“异病同治”这一理论基础，用活血化瘀方法治疗由于瘀血而致的鼻出血的患者，并从血液流变学加以分析研究，指标测定表明，鼻出血患者纤维蛋白元和血沉值明显升高，均可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形成了“血瘀”的病理基础。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后，消除了这种病理状态，血运畅达，血循常道，出血自止。
　　第三阶段，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运用多方位，多途径，深入探索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现代科学技术及临床的有机结合，提高了研究的整体水平，加速了中西医结合工作进程。
　　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中西医结合工作已有了可喜的成绩。加强基础理论，临床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以科学指标加以判定分析，在治疗方法上得以逐步丰富。新的药物剂型，不同的给药途径，使临床疗效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中西医结合工作经验的总结，推广及临床应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7年在天津召开的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学术研讨会，上百篇论文，对数十种疾病的研究治疗经验进行总结，开拓了结合工作的新领域，展视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在耳鼻咽喉科方面新的前景。
　　多年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感音性耳聋的研究工作一直在继续。从临床治疗分析，提高疗效，到开拓新的治疗思路；从初起的中药、针刺、针药结合逐步发展运用耳针、电针、耳穴压药，穴位注射等中医结合多种综合治疗手段及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进展，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开展对“肾主耳”、“肾虚耳聋”和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中，运用现代科研手段，临床实验发现，感音性耳聋患者治疗前后血清铁水平变化与疗效有关，临床肾虚耳聋患者耳聋程度愈重，其血清铁含量愈低；治疗后听力恢复，好转者血清铁水平多有升至正常范围，听力无提高则血清铁水平无变化。临床实验观察结果，肾虚导致耳聋及从肾政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疗效较为满意。随着学术观点的更新，活血化瘀法运用于感音性耳聋的临床治疗，如中药剂型改革后的复方丹参注射液，当归注射液等配合西药合理应用，提高了临床疗效，总有效率达70%以上。在活血化瘀治疗感音性耳聋临床实验说明，活血化瘀药物能够改变内耳微循环，降低血粘稠度。防止血球凝集，血栓形成，促进组织修复，改善耳缺血，缺氧所致的代谢障碍，从而达到改善听力的效果。但从临床中也认识并提出，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在诊断疗效判定标准等方面需要做大量工作。
　　 几十年来免疫学的新进展，对变态反应性鼻炎的中西结合工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正沿着向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方向发展。1985年6月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变态反应性鼻炎学术研究会，对有关本病的中西医结合若干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探索研究和以往的临床经验总结，并提出了变态反应性鼻炎中西医结合治疗标准草。
　　中西医结合治疗变态反应性鼻炎的研究，根据中医对本病治疗多从肺脾肾三脏诊治入手，提出了“湿肾健脾、补气固表”的治疗思路，并对临床常用的有关药物进行了药理分析。药理实验证明，温肾健脾，扶正固表对本病治疗作用是多方面的。可使IgA、IgG水平提高；其药物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治疗作用，而无激素类药物的副作用，并可促进CAmp升高，cGmp下降，从而抑制组织胺等介质的释放。中医药从多方面改善、消除过敏状态，通过调节来恢复患者体内自稳平衡环境，而改变体质。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中，除了中药的应用，耳穴压药，西药中医穴位封闭，冷冻，激光等综合方法，使临床疗效有了一定的提高。
　　中西医结合对耳鼻咽喉科感染性疾患的研究，以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中药为主或中西药综合治疗方法，应用于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会厌炎、急性鼻炎、鼻窦炎等多种急慢性感染性疾病，运用滋阴清热解毒的银花，大青叶，玄参、麦冬等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作用优于西医的对照组，中药对体温下降更有效，两天内下降率58.4%。即可消除炎症又可中和毒素。会厌炎属急证之一，对西药过敏反应或不明感患者以中药清热化痰散结利咽为主，偶配合西药使用，效果尚好。中药治疗急慢性鼻窦炎，减少或避免鼻窦穿刺冲洗，在改善症状与引流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中医药在感染性疾患中应用，病种逐渐增多，减少了抗菌素过敏，耐药及药源性疾患情况的发生，降低了手术比例，缩短了病程，提高了综合疗效的作用。
　　中西医结合对急症的研究，如鼻出血，填塞压迫为传统的主要止血方法，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根据中医对“热迫血行”，气虚血失统摄及瘀血可致出血证发生的辨证思思，以清热凉血、收敛止血，散瘀止血，益气摄血等法，局部症状与全身症状相结合，减少或不采用填塞压迫止血而达到了有效止血而目的。针刺法，消痔灵鼻腔粘膜出自点处粘膜下注射中药制粉外敷，低温冷冻及激光凝固鼻腔出血点，方法简单，见效快，患者痛苦小，应用较为广泛。
　　中西医结合对美尼尔氏病的研究，临床观察证明，西药组镇静剂能很快控制眩晕症状，但易反复发作，而中药组对眩晕改善显较西药长，但疗效稳定，较少反复。对耳鸣耳聋症状的改善，中药疗效明显以西药组好，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美尼尔氏病，痊愈率较西药组提高28.6%，无效率降压7.6%。
　　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在先行鼓膜穿刺后，加内服清热祛湿通络中药，减少了鼓膜穿刺，降低了鼓膜切开率，缩短了疗程，复发率也得到了一定控制。
　　本阶段还召开了全国中医耳鼻咽喉科学术研讨会，许多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人员到会总结，传授临床研究体会及治疗经验，使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发展更加推进了一步。
八、眼科

　　五十年代中期，在国家中医政策的号召下，一大批西医眼科医师经过系统的学习中医以后，加入到中医眼科队伍中来，为中医眼科队伍补充了新的血液。从此使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六十年代中期，各种新医疗法广泛开展，中药离子导入法，中药穴位注射法，西药穴位注射法等，对一些眼底病，慢性病亦有一定的疗效。例如穴位埋线法治疗角斑翳，有一定的疗效。另外，此法还用于治疗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近视、黄斑扁平脱离，视网膜动脉阻塞等病。眼科领域里的针刺麻醉的研究开展于五十年代末，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眼科的医务工作者探索出了丰富的经验。至七十年代初，针刺麻醉手术获得了成功，并已用于青光眼、白内障、球内异物、视网膜脱离以及斜视、睑内翻、泪道阻塞等二十多种手术，成功率达90%左右。穴位的筛选也经过了长期的、细致的工作。现最常用的穴位有合谷、支沟、内关、阳白、鱼腰、太阳、攒行、球后及配合耳针、足针。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眼科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内障进行了研究，经过多年大量的临床实践，总结出一条中西医结合的特定的手术方法，创造了独特的具有中医特色的手术方法。即在中医针拨白内障的基础上，发展有套、吸、挟等多种方法。这种术式方法简便，手术时间短，切口小，愈合快，病人痛苦少，视力矫正良好，得到了国内外中医眼科界的好评，多次通过鉴定确认为中西医结合的科研成果。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最佳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中西医眼科医师大都认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检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诊治眼病的基本途径。除临床之外，人们还试图从理论上进行结合与勾通，陈达夫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与观察，曾在内眼结构与脏腑关系方面作了大胆的探讨。他将用现代仪器检查所见的各解剖部位，按中医的传统理论归属各个不同脏腑和经络。例如：脉络腹属于少阴心经；视神经、视网膜、虹膜、睫状体、睫状小带属足厥阴肝经；玻璃体属于太阳肺经；房水属于少阳胆经；眼中一切色素属于少阴肾经；视网膜黄斑区属于脾脏，以便于进行辨证论治，在临床实践中加以适用。
　　八十年代以来，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发展较快，中西医结合的眼科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即有基础理论，又接受了系统临床技能训练的中学西、西学中的人员形成了新型的眼科队伍并逐渐壮大。为了进一步发展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各中西医结合眼病协作组于八十年代初相继成立，同时制定了专题研究计划。在常见内眼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已逐步做到了根据中西医理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特别是对一些眼科疑难症，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治疗，经现代仪器检查确诊，中西药配以针刺疗法综合治疗，其结果有效率达50%左右。西药以扩张血管药为主，中药的基本方为党参、生地、丹皮、赤芍、丹参、茯苓、川芎、柴胡、桂枝、石斛、青葙子、石决明、枸杞子、菟丝子。针刺主穴：球后、翳明、光明、睛明、肝俞、肾俞；配穴：合谷、太阳、解奚、三阴交、阳陵泉。
　　手术前后的用药，为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特别是术后用药，根据病人术中，术后的反应进行辨证，给以中药治疗，可以减轻术后反应，促进创口愈合，加速恢复，提高视功能。都收到了满意的效果。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眼科领域里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有了迅猛的发展。从诊断、治疗、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得到升华。在诊断方面，人们利用先进的现代仪器和检查手法，与中医的辨证分型相结合进行了对各种疾病的探讨，例如对于中心性视网膜脉络脉病变，经过眼底检查，结合全身症状进行辨证分型。有学者认为，视膜黄斑部水肿为脾虚运化失常型；渗出期及水肿渗出消退而见色素紊乱者，多为肝肾不足型；渗出严重者多属气血瘀滞型。在治疗中有以中药为主，辅以西药，有以中西药并用。在眼科急症方面，人们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视网膜动脉阻塞一病，人们曾对中西药并用，单用中药或西药进行了比较，其结果，经过局部和全身辨证，中西药并用组优于其他两组。
　　现代药理学的发展，进一步为临床治疗所利用。在眼科急症的用药方面，人们亦利用现代中药药理学的观点去认识。在治疗中，大都使用丹参、当归、红花、赤药。丹参能使血液粘度降低，血细胞聚集性减轻，血流加快，有抗凝作用。当归、红花、赤药有缓解血管痉挛或减少血管阻力，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等作用，故对于老年人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引起的眼部动脉阻塞，根据中药的药理作用，中西药并用，疗效显然优于单用西药或中药。
　　现代科学研究的进展，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有利条件，现代医学中，结膜微循环已成为探索心血管系统疾患的重要窗口之一。中医认为，脏腑有病必现于轮。通过观察，结膜微循环障碍，结膜出现微血管瘤，囊状扩张，丝球体多位于肝肾两廓，所以结膜微循环障碍可反应脏腑的变化。这就提示我们应针对相应的脏腑病变进行治疗，可以利用活血化瘀之法，改善微循环。对眼科疾病活血化瘀的研究，近年来引起人们的注目。活血化瘀是中医的基本治法之一，近年来在医学领域中广泛开展的中西医结合、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对活血化瘀加以研究提高。同样，在眼科领域里，本法的应用范围也日渐深广。临床上将瘀血性眼病分为外眼和内眼两大类。凡眼睑、结膜、角膜、泪器、虹膜等部位的炎症，如麦粒肿初起，眼睑蜂窝组织炎早期，沙眼进行活动期，角膜炎消退期，巩膜炎、急性虹膜睫状体炎，外伤所致的眼部创伤，积血，或血管瘤等，局部表现为充血、浮肿、硬结而触痛、渗出、出血或新生血管网形成或赤丝虬脉等证候明显者，均属外眼血瘀性眼病。原则上应按其发病部位所属脏腑用药，尚须根据血瘀之多寡与活血祛瘀法灵活加减合用，以促进病灶的吸收。眼部病属内障眼病范畴。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可靠的检查手段，故认为内障眼病，外不见证，从内而蔽，仅凭患者自觉症状进行诊治，以内虚立论者不少。根据多年体会，眼底病早期多为实证，且与气血、痰湿关系密切。然亦有虚实夹杂者，须细辨之。由于视网膜的血管是脑血管最末梢的分支，眼底病的各种改变，无不与微循环障碍有关，故对于眼底的炎症性、出血性和退行性等改变，应视为微循环障碍在眼部表现的结果。治疗需使用改善局部微循环的药物。
　　随着磺胺、抗生素药物的广泛使用，细菌感染性眼病得以较好地加以控制，而具有抗病毒作用的药物的全身及局部使用亦是非常重要。例如病毒性角膜炎，在治疗方面，中医、西医的治疗方法各自都有一定的疗效。但在缩短疗程，远期疗效方面，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则优于以上二法。近年来，利用“清开灵”注射液治疗病毒性角膜炎。据报道有效率在90%以上。
　　葛根素的诞生，对眼科疑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葛根素有改善心肌氧代谢的作用，还可改善脑部微循环。眼科用于治疗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为较好的疗效。经荧光眼底血管造影观察，证明葛根素可使血液末梢单位循环得到改善，另外，用于外伤性视神经萎缩，可行气活血，改善视神经伤处的血液循环，以达到恢复视功能的效果。中西医结合工作不但在理论研究、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人们又涉足了实验研究方面。例如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生陈剑报告，用三七注射液治疗眼前节碱烧伤的实验研究，用30只家兔眼角膜周边部制成碱烧伤的动物模型，分别用三七注射液、肝素、及生理盐水结膜下注射，每日1块、连续3周，停药观察至6周后，取兔眼进行光镜及扫描电镜检查。结果表明三七液与肝素液组间无明显差异，两者均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有明显差异。
　　眼科中西医结合工作，经历了漫长的里程。眼科的医务工作者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劳动。眼科领域里的中西医结合工作，经历了中西药结合，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现代仪器检查与辨证分型相结合以及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时期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正逐步为国内外眼科工作者所关注。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眼科医务工作者努力下，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将会涌现，眼科领域里的中西医结合工作也必将推向新的阶段。
九、心血管系统疾病

　　心血管系统疾病，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初期。运用中医理论，逐渐开展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心血管疾病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建国初期至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处于低潮。1955年随着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学习，现代中医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也逐渐拉开了序幕。五十年代中期首次明确提出了冠心病相当于中医之“胸痹”、“真心痛”，并从中医基础理论探讨了心脏血管系统疾病的中医治疗方法。五十年代末期，陆续可见到中药治疗高血压病的临床报道,主要是在西医诊断明确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辨证，找出辨证和治疗规律，提高临床疗效。六十年代初期，北京许多医师运用中医理论对高血压病提出中医分型、辨施治，指出按阴阳虚实、结合八纲理论与脏腑经络及中风病因学说分为阳亢、阴虚阳亢、明阳两虚、阳虚；肝热上冲、肾阳虚、心肾不交等若干型。同时还提出：高血压病的脉象多以寸、关两部见弦脉，尤以关脉为主；弦脉的发生机制与血中几茶酚胺水平有关。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末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对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有了显著性成就。
　　中医中药进入心血管科急重症领域——急性心肌梗塞，是六十年代以后的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医疗单位相继开展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研究。多年的研究证明：中医药不但能进入急重症领域，而且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比单纯西医治疗的疗效为好。因此，进入七十年代我国各地以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急性心肌梗塞几成常规。北京、天津、上海、新疆、广州等地急性心肌梗塞住院病死率均已从20—30%降至10—15%以下，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轻、中症病例可以单纯用中药治疗。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工作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以益气活血治法为主)98例的病死率为8.2%，而周期病情轻重程度基本一致的北京地区冠心病协作组单纯西药治疗组151例的病死率为29.1%。
　　治血化瘀治疗是中医药防治冠心病研究中应用得最早、使用得最多的治疗法则，其主要代表方剂是冠心Ⅱ号方。该方由川芎、丹参、红花、赤芍、降香五味中药组成，剂型有片剂、针剂、冲剂等。1971年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16个单位应用该方治疗600例心绞痛，其近期疗效为：心绞痛显效率25.8%，硝酸甘油停减率74.2%；以后又观察了其远期疗效，164例冠心病心绞痛病人服药1—4年，心绞痛总有效率89.6%－93.8%，心电图有效率37.1－66.6%，硝酸甘油停减率70.0－5.6%。较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表明，该方是防治冠心病的一个较好方剂，同时说明冠心Ⅱ号长期治疗组的疗效优于短期治疗组，尤以心电图的疗效更为明显。1975—1976年西苑医院又将冠心Ⅱ号制成针剂，每支5毫升(相当于生药10克)，结果：30例中心绞痛显效率26.7%，总有效率90%，心电图显效率13.3%，总有效率50%。
　　第三阶段：八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内科繁荣昌盛时期，各个病证诊断和疗效评定逐步规范化，医药并重和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本时期的基本特点。
　　八十年代许多医家在中医四诊的研究中发现，急性心肌梗塞的舌象变化规律，70—93%的病例出现舌质紫暗或瘀斑，随着病情的好转，舌质黯的程度可渐渐减轻，部分病例可恢复正常。舌苔多由薄白向白、白腻、黄腻转化，重症可出现黑褐苔，好转时渐退。持续不退或加深者预后不佳。恢复期多呈红绛舌，以后随着阴虚症状好转逐渐转为薄白苔。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组织京津九家医院应用稳心冲剂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I期340例，其中治疗组265例，对照组(胺碘酮)75例，结果：临床症候总有效率分别为93.58%、88.0%；心电图总有效率分别为90.18%、84.0%；Holter总有效率分别79.21%、62.32%。Ⅱ期419例，其中治疗组312例，心律平对照组107例，总有效率分别：临床症候94.79%、85.98%，心电图84.62%、82.24%，Holter 70.69%、70.59%。结论临床症候治疗组明显优于胺碘酮及心律平(P<0.05、0.01)。
　　北京地区高血压发病率为9.53%。高血压病的转归比较严重，最终死于脑血管意外的约占60－80%。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具有降压，改善心、脑、肾血流供求不平衡，从而明显地改善症状，促进心脑血管病理改变恢复等方面的综合作用。综合大多数学者的主张，临床上本病以阴虚阳亢、肝火亢盛、肝肾阴虚及明阳两虚等辨证分型所见较多。近年来，瘀血在高血压病发病中作用受到了关注，发现高血压病人有血瘀证者达46.7%，以肢体麻木、舌质紫暗、心胸疼闷等症状做为血瘀辨证的主要指标，具在高血压各期也皆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瘀证候，并呈Ⅲ期>Ⅱ期>Ⅰ期的趋势。目前缺少全国性或多中心协作组对高血压病的临床观察资料。
　　时入八十年代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展了对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专题研究。韩向明把心功能不全的病理变化概括为心气亏虚、淤血阻滞、水液蓄留的气、血、水之病变。心气虚为本，血淤水肿为标，气、血、水三者又可相互为病，相互转化。本阶段的治疗法则主要有：温阳活血利水法，如杨顺坤的基本方剂(附子、党参、桂枝、川芎、赤芍、红花、葶苈子、车前子、炙甘草)总有效率达89.05%；益气温阳活血化瘀法，如马连珍自拟的参附补心丸(人参、附子、大黄)治疗心衰245例，结果：冠心合并心衰者有效率达95.6%，风心病合并心衰者有效率90.6%，高血压性心脏病合并心衰者疗效达90.9%，肺心病心衰者有效率75%；益气温阳固脱法，象沈玉明以大剂量万附葶 苈汤治疗(万年青、附子、葶苈子)充血性心衰60例，总有效率88.3%；宣肺祛痰蠲饮除痹法，如北京中医医院许心如的心衰合剂(葶苈子、桑白皮、车前子、泽泻、黄芪、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紫丹参、当归)对原来服用西药而心衰不能控制的21例，加服后获满意疗效。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病毒性心肌炎较七十年代增加了近十倍，占同期心血管疾病的8.6%－~20.8%，而国内外又无特效的治疗方法，于是国内不少医家开始应用中医中药，或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本病的辨证分型目前尚无统一标准，由于分析病情的角度不同，因此辨证分型也多种多样，但以气阴两虚、风热犯肺、热毒侵心型较为多见。通过临床和实验基础研究都证实了中医药治疗可以直接改善免疫机制，同时还作用于病毒本身，是单味西药无法实现的独特功效。黄永生应用芪冬颐心口服液治疗病毒性心肌炎350例(黄芪、麦冬、人参、生地、桂枝、紫石英、丹参、金银花、淫羊藿)，同时设对照组(生脉饮)150例，结果总有效率分别为91.7%、66.7%(P<0.01)。
十、血液病学发展概况

　　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形成和逐步发展阶段。五十年代，我国建立了血液病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五十年代初，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尚无有效疗法。大部分患者依靠输血维持生命，预后很差，死亡率高达80%左右。医务工作者对再障发病机理进行探讨，认为再障属于中医“虚劳”的范畴，以心脾两虚(气血两虚)为主。因此，提出了补益心脾或补养气血的治疗原则。1959年在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上，传来了中医中药配合输血疗法，治愈很多再障患者的捷报。此后，全国各地陆续有中医中药治愈再障的报道。如1962年喻娴武分析了134例临床资料，在采用中西医综合治疗以前的无产及死亡病例占75.3%；采用综合治疗后，死亡及无效病例占53.7%；足以说明中医中药对于降低本病的死亡率和无效率起到较好作用。1964年吴翰香总结25例再障的临床资料，采用增补气血，调理脾肾的治则，选用红参、党参、白术、甘草、陈皮、熟地、补骨脂、鹿角、肉桂、黄芪等药，随征加减，总有效率达68%，认为补肾药比健脾药的生血作用更为明显。
　　1964年8月3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分别召开了第十届国际血液学会议及第十届国际输血会议，我国代表在分组会上就慢性再障的治疗问题，介绍了中医药、睾丸酮及氯化钴治疗本病的疗效比较。表明我国在当时对本病的治疗，已达到较先进的水平。在五十年代末有对缺铁性贫血采用皂矾，平胃散加针砂、铁落治疗，取得较好疗效的报道。1965年，吴翰香采用黄病药丸治疗本病的效果相当满意。个别患者单用该药疗效不佳时，再加用了党参、白术、鸡内金、神曲等药后，血色素迅速上升。这说明中医健运脾胃药有助于铁质的吸收。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国医务界开始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白血病。如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根据泻肝经实火的治则，应用当归龙荟丸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有效率达80%，并无骨髓抑制副作用。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末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平缓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医务工作者为进一步提高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疗效做了大量工作，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对慢性再障的发病机理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注重脾虚转为注重肾虚或脾肾两虚。根据“肾主骨、藏精”、“血为精所化”、“精足则血旺，精亏则血亏”等理论，治疗再障以补肾为主，或脾肾双补。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附属医院总结了以补肾中药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3000例。有效率为84.5%，缓解及治愈率占48~50%。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曾对1963年(补脾为主)，1974~1980年(补肾为主)两个时期病例的疗效作了比较，第一个时期有效率为70.2%，第二个时期有效率为89.1%，认为治疗重点放在补肾及部分病例脾肾双补是提高疗效的原因之一。同时对大菟丝子饮进行研究，该药可显著提高马利兰引起造血抑制小鼠的干细胞CFU-S、粒系祖细胞CFU-D、红系祖细胞CFU-E的数量，提示在造血功能损伤的情况下，补肾药能促进造血干细胞数量回升，因而得出补肾生血与造血干细胞有关。大多数医院治疗再障，在补肾同时兼顾健脾滋肝。在此时期，运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尤其是单方单药治疗急慢性白血病有了很大进展。
　　1979年陈悦书综合报道了应用三尖杉酯碱和高三尖杉酯碱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急非淋)259例，两组完全缓解率分别为20%与22.3%。“两药的疗效与阿糖胞苷、柔红霉素相似。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对治疗较困难的早幼粒、急单疗效较好”。张中一等应用半合成三尖杉酯碱治疗急非淋55例，结果完全缓解13例，部分缓解17例，与天然三尖杉酯碱疗效相同。该项研究获卫生部1980年医药卫生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韩锐等在实验研究中观察三尖杉酯碱对L1210白血病小鼠细胞动力学的影响，表明“该药主要抑制瘤细胞蛋白质合成，DNA合成也受到明显影响。它是一种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主要杀伤S期细胞，对G1期向S期的移行及G2期向M期的移行有阻断作用”。
　　中国医科院分院血研所与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协作从当归芦荟丸中筛选出青黛，发现该药对L7212白血病小鼠有抑制作用。治疗慢粒15例，完全缓解1例，部分缓解4例，进步10例。此药可长期服用，服法简便，但在缓解率及维持疗效方面尚不理想。1977年，四川中药所从青黛中分离出靛玉红，其后，半合成及全合成靛玉红也获得成功，治疗有效率达87.26%。其优点为疗效快，剂量小，副作用轻。该项研究获国家科委发明三等奖。中国医科院分院对青黛、靛玉红治疗慢粒患者作实验指标研究，结果表明青黛对机体无免疫功能抑制作用。靛玉红对实验动物正常造血生成动力学亦无明显影响。认为“这些结果与马利兰及环磷酰胺对动物有严重抑制情况，形成明显的对比”。李昆氏等对靛玉红治疗慢粒的有效病例9例电镜下对比观察骨髓，显示该药破坏白血病细胞的作用方式是脱核肿胀溶解性坏死，即核溶现象。在溶血性贫血的治疗方面，中医药也有所建材。中国医科院附院认为蚕豆黄以肝胆湿热为主要病机，证属阳黄。对本病353例采用复方三黄汤(茵陈、黄连、黄芩、黄柏、栀子及大黄)与复方野艾蒿汤(野艾蒿、茵陈及车前草)注射液，静脉用药或口服，结果350例痊愈，3例死亡，占0.85%，较国内报道的死亡率2.3－9.6%为低。认为本组病例治后黄疸消退较快，尿潜血转阴也较为迅速，输血渐见减少或可不予输血。
　　第三阶段(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迅速发展时期。1982年在哈尔滨召开全国首届中西医结合血液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经验，对推动我国血液病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八十年代以前，中医对再障的分型很不统一，少则分为两型，多则分为五型。在此会议上，根据国内学者一致认为肾虚是再障发病的主要机制，将急慢性再障统一分为四型：急劳髓枯型，肾阴虚型，肾阳虚型和阴阳两虚型。前一型相当于急性再障，后三型相当于慢性再障。中医分型客观化研究方面，天津血研所对75例再障患者的病情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阴虚患者贫血、出血、感染均较重。HbF轻度增加，cAMP明显减低，免疫功能损害明显，预后较差；而阳虚的患者贫血、出血、感染相对较轻，HbF显著增加，cAMP减低及免疫功能损害程度均不如阴虚明显，预后也较好。
　　近年来，在作者研究中医辨证分型与体外骨髓造血祖细胞类型间的关系，发现阳虚型的CFU-GM、CFU-E、BFU-E值均显著高于其他两型，对雄激素反应性也显著高于其他两型，而阴虚型大多属于免疫介导型，前者治疗效果佳，后者差。也有作者研究了慢性再障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改变与中医分型的关系，发现按肾阳虚、肾阴虚、肾阴阳两虚的顺序，患者Th逐渐降低，Ts逐渐升高，Th/Ts明显降低，后两组比前一组Th/Ts下降更显著，提示阳损及阴时，机体免疫机能发生更大的改变，从T亚群水平揭示了中医证型特别是肾阳虚、肾阴虚的内涵。
　　从以上中医分型与实验指标之间的关系上看，再障的中医分型有其客观物质基础，能指导治疗，判断预后，并为中医：“阳虚易治，阴虚难调”的理论，找到了实验依据。在再障辨证论治方面，多以复方为主。多数按阴虚、阳虚、阴阳两虚辨证，提出的方剂有：大菟丝子饮、十四味建中汤、保元汤、生髓补血1号及2号方，左归饮、右归饮、活血益髓汤、当归补血汤、归脾汤、青马鸡丝汤(青蒿、马前子、鸡血藤、菟丝子、补骨脂)、参芪仙补汤等。于材声等用生髓补血方为主分型治疗再障111例(肾阴虚型40例、肾阳虚型71例)、近期疗效：基本缓解32例，有效率72.29%。阳虚型的有效率、远期疗效明显高于阴虚型。认为滋补肾阴药仅能改善症状，而温补肾阳药却能刺激骨髓造血。常玉复等用补肾助阳方药为主分散型治疗慢性再障104例，近期疗效47例，其中有效39例，占82.9%；治愈缓解17例，占36%。远期疗效随访57例，有效率91.2%，治愈缓解率为84.2%。也有根据病人造血干细胞培养结果，采用不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者：干细胞缺乏型，采用雄激素和中药养血滋肾、健脾温肾法；免疫介导型，用雄激素、免疫抑制剂及中药滋阴益肾、凉血止血法；雄激素反应型，用雄激素及中药补肾助阳、益气养血法。对于难治性再障的治疗，在辨证分型的基础上加活血化瘀药，选用丹参、赤芍、川芎、当归、鸡血藤、益母草、三七等，也有用大黄蛰虫丸治愈难治性再障的个案报道，并于八十年代后，逐渐受到重视。活血化瘀药能改善甲皱微循环，同样也可使骨髓微循环障碍得以减轻，调节免疫功能，有助于骨髓干细胞的发育、增生、分化、成熟和释放。对重型再障，有分期论治者，危重期宜泻肝火、滋肾水，好转期用填精生髓、补肾生血；恢复期宜补肾生血。梁冰将急再分为两型：急劳髓枯温热型，方拟凉血解毒汤；急劳髓枯虚寒型，用加味参芪仙补汤或温肾益髓汤。西药配合雄性激素、抗生素及输血等，疗效统计31例，治愈占33.5%，缓解占29%，明显进步占6.5%，无效占12.9%，死亡占16.1%。一年生存65.7%，二年生存46%。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和研究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报道较多。ITP的中医治疗多用辨证分型论治，急性多属血分实热，慢性常分为阴虚血热型，脾气虚弱型，瘀血型。孙伟正等报道，对46例ITP患者分别用活血化瘀法治疗30例，用益气滋阴法治疗16例。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0%与68.7%，活血化瘀组疗效明显优于益气滋阴组。邓有安等报道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ITP18例，总有效率为90.9%，发现大部分患者经活血化瘀治疗后，增高的PA—IgG值恢复正常或大幅度降低，充分证明活血化瘀中药确有免疫抑制作用。另外也有不少使用成方单药治疗的报道。如使用从江南卷柏中提取并制成的新止血药片紫癜清，还有消斑合剂、昆明山海棠片、血宁胶囊、血康口服液等亦有较好疗效。根据23篇文章(有关两种疗法)共804例的疗效统计。痊愈及显效占38.3%，有效占27.23%，进步占20.89%，总有效率为86.42%。中药治疗ITP的优点是复发率低，副作用小或无副作用。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在中医界已有用免疫学方法建立了ITP动物模型获取成功，改变了过去用化疗药和放射线造成动物骨髓损伤而致的血小板减少的动物模型，后者产生的机理与ITP有本质的区别。新的ITP模型已逐渐被引用于对ITP的研究。用中药治疗真红、白细胞减少症和溶血性贫血也有一些报道。1987年张大龙等报道，用水蛭等活血逐瘀法治疗真红20例，配与平肝阳泻肝火中药，西药用潘生丁、降压灵，治后13例血红蛋白降至非常，其余6例均有不同程度下降，10例复查骨髓象得到改善。李景德等分析真红38例，所见骨髓增生程度及干细胞增生活跃，三系细胞明显增高，皮肤粘膜发红，舌紫，肝脾肿大，脉缓涩。观察血液动力学及甲皱微循环均见正常，全血粘度明显高于正常人。确定“真红是典型的全身性血瘀症”，已为活血逐瘀法的疗效所证实，并认为以红系为主的多能干细胞病态增生应被视为血瘀证的本质。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的研究和临床实践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的轨道。卫生部成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1982年至今已召开四届全国性中西医结合血液病学术会议。中西医结合血液病研究和临床实践成果丰硕，多项科研课题获卫生部医药卫生重大科技成果奖或发明奖，出版了一些较高水平的专著，有些科研成果已引起国际医药界的关注。
十一、肾内科

　　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以临床经验总结及古代文献有关泌尿内科的系统整理为主，且初步探讨了泌尿内科(如肾虚症)的机理，引入现代医学的基础实验来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的工作也已开始了初步的研究。
　　这个时期，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开始形成。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姜氏等人组成了藏象专题研究组，首先开创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藏象理论实质的先河，他们认为藏象学说为祖国医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而五藏之中又以“肾”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喻为生命之根本。故首先开展了“肾的研究”。他们首先整理了中医有关肾与命门的文献，总结出历代不同的学说，如左肾右命门说、两肾总号命门说、命门在两肾之间说，并把历代医家对肾与命门的见解归纳为：命门生水火说、肾分水火阴阳说及肾阴肾阳与先天后天统一说等不同方面。且将《内经》、《脉经》、《巢氏病源》、《济生方》等古代文献中有关肾的病证的记载加以整理归纳。并从“异病同治”的角度来探寻中医“肾”的物质基础，发现不同病种的肾阳虚病人的24h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确普遍低于正常值，其冷压实验亦呈反常表现。且在治疗过程中由于用药过偏发生肾阴虚与肾阳虚型相互转化，同时看到尿17羟及冷压实验亦有相应的变化，这证明了阴阳是有共同的物质基础的。并进一步探寻肾阳虚病人尿17羟低下的原因，进行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二日静脉滴注实验，结果发现肾阳虚病人反应多有延迟，而于补肾调整阴阳后即可复原。从而说明：肾上腺皮质代谢紊乱可能为肾阳虚机制中主要环节之一，至于肾阴虚的机制则还不清楚。
　　他们还进行了肾虚病人基础代谢与红血球中糖分解代谢的研究及肾阳虚病人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全面观察，采用了血11羟昼夜节律测定、Su-4885试验等。姜氏等人在这个时期的研究还只是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研究的开端，其中仍不免欠深入之处，但能够首先涉及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专科的研究，且首先运用现代医学的实验方法来探讨中医“肾阳虚”的机制，把中医理论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无疑是了不起的成就。为探讨医学科学的新领域开辟了途径，为以后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的研究方向、方法提供了依据。
　　1964年何开玲等从正常人与肾阴虚、肾阳虚症患者的红细胞糖酵解测定的比较中，发现肾阳虚患者较正常为低，反映机体生热效应减弱，肾阴虚患者较正常为高，反映机体生热效应加强，而经补肾调节阴阳的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红细胞糖代谢均恢复正常，表明调节阴阳的药物起了调整能量代谢的作用。
　　同一时期，1960年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采用大剂量皮质激素或甲状腺素促使动物消耗，造成二组小白鼠“肾阳虚”的模型，使用助阳药后，有显著效果，但正常动物使用助阳药则出现抵抗力消弱的趋向。
　　五十年代末，南京中医学院总结抢救12例尿毒症的经验，认为在水肿后期用温补法效果差，宜从脾阳衰败、湿浊羁留郁化为热为病机出发，认为大黄能清利血分热毒，对血内氮质贮留可以改善。六十年代上海中医学院开始用大黄牡蛎煎剂灌肠以降低血氮。
　　1972年起上海第一医学院姜氏等人通过对调节肾阴、肾阳的两组中药方剂(温补肾阳药及滋阴泻火药)的临床研究，发现温补肾阳药可能与提高免疫球蛋白水平有关，且可改善肾盂积水，从而有利于输尿管结石的排出。同时发现滋阴泻火药可对抗地塞米松对垂体-肾上腺系统的抑制，如此减轻了激素的重要副作用；不仅临床而且动物实验也证明其对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保护作用，对动员激离脂肪酸，及减缓肝中皮质醇分解均有一定的作用。“肾”所涉及的面很广，由于肾阴肾阳是全身阴阳之本，研究肾阴肾阳可以代表全身的阴阳。阴阳处于对立统一状态，阴生于阳，阳生于阴，阴阳互根，这就包含着人体内存在的反馈调节、对立统一的平衡机制。这就通过对肾阴肾阳的研究，除了阐明了“肾”的本质，也阐明了这一阴阳调节机制。对于“肾”本质的研究这个时期不仅在上海，同时南昌、福建、青海、内蒙古均经实验研究发现肾阳虚患者尿17羟平均值较其他各组(肺气虚、肺阴虚、脾阳虚、肾阴虚)为低。宁波、陕西的研究也表明，肾阳虚患者ACTH兴奋试验也发现其最大反应能力低于正常对照组，而用温补脾肾法治疗后其反应能力明显提高。故而祖国医学的肾阳虚可认为具有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低下的表现。解放军155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中医研究院、北京朝阳医院的探讨均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即肾阳虚具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紊乱的情况。
　　1978年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对里虚寒症(阳虚症)49例、里虚热症(阴虚症)25例、正常人30例，按双盲法进行皮肤电位活动的比较，发现阳虚证者呈明显抑制状态，而以补肾阳为主的治疗后，可看到皮肤电位活动趋于正常。
　　由于现代医学理论提出肾炎之病理变化常有血凝机制参予，故抗凝疗法广泛应用。肾脏病学者逐渐注意到了血瘀在肾病中之地位。1975年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率先提出了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治疗肾炎的新途径，并取得了一定临床疗效，以后相继有许多单位报道活血化瘀在肾病中的临床应用。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用益肾汤治疗慢性肾炎29例，其中完全缓解12例，基本缓解10例，部分缓解4例，无效2例，死亡1例。王氏报道了以当归、川芎、赤芍、红花、丹参、益母草等为主，结合中医辨证施治，治疗慢性肾炎47例，痊愈36例，显著6例，好转者3例，无效者2例。北京医学院报道以肾炎化瘀汤治疗慢性肾炎亦可达到一定疗效。
　　中西医学术交流后，有许多学者认为某些现代医学检查方法与中医的四诊相结合，对分析病机、指导治疗、提高疗效有所帮助。许多临床医师根据中医理论体系进行证类分型，探索其治疗规律，加强中医临床研究。肾炎最早是按水肿盛衰分型，分为阴水、阳水、皮水、石水、下水等；继之按病变脏腑分型，如肾阳虚、脾肾两虚、肺气不宣等等；以后进一步结合病理变化、病机分析及化验指标等等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分型。如慢性肾炎肾病型分：阳虚型；气虚型；湿热型；痰水交阻型；其他：夹阴虚、肝火、肝气等等。慢性肾炎高血压型分：肾阴虚、肝阳亢；肾气、肾阴两虚。其他如解放军281医院及贵阳中医学院等，也均应用中医辨证施治结合肾炎的客观指标提出各自的分型法。此时已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分型法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方面中医的辨证结合客观指标易于掌握；另一方面便于与西医界及国际医学界的学术交流。这个时期各地的分型法各有其特点与优点，但也均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时还难以统一，必须还需要有一个随着临床实践的病例积累，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深入，以及诊断技术的改善而逐步完善的过程。
　　1977年时振声根据文献资料及其个人经验，将肾炎蛋白尿的治疗归纳为十个疗法，即健脾益气法、温补脾肾法、气血双补法、滋养肾阴法、补脾固肾法、阴阳两补法、活血化瘀法、清热利湿法、气阴两补法及消化蛋白法，并分别列出了主要方药，其用法也都是以尿蛋白为指标结合辨证用药的。
　　八十年代初以来，由于肾活检、电镜、免疫荧光及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对肾脏生理、病理，肾小球疾病的发病机理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但治疗方面还没有真正的特效药，未见重大突破。为此中医药治疗肾小球疾病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与兴趣。所以这已不单纯是中医学者的工作，国内外许多中西医学者在临床上对为数不少的病人进行中医药治疗并取得一定疗效。中西医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探讨中医药治疗肾小球疾病的机理、筛选有效方药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中医“肾”实质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肾主水与现代医学肾的水液调节功能含义相似。关于肾阴肾阳的物质基础，上海内分泌研究所安教授为首的科研组对肾阴肾阳与机体内分泌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工作，“七五国家攻关课题”对肾主髓、生血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从目前对肾脏内分泌的认识，其分泌1、25(OH) 2D3，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作用，可以说明中医肾主骨生髓的物质基础。临床上按中医理论用补肾方法治疗肾性骨病，肾性贫血也收到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