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结构转型: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可以学到七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新常态”的后危机时代，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着怎样的变化和挑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动之中会诞生怎样的新秩序?企业如何在风暴之中求得生存?在2009年10月31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第二届全球管理上，许多重量级嘉宾就以上话题各抒己见，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A•迈克尔•斯宾塞。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探讨中国消费者倾向储蓄时，指出了“储蓄节约作风助长了全球经济失衡”这一人们普遍认同的理论。他认为，这显而易见就是想将责任推卸给储蓄者。他继续说道：“我觉得这一用意有点明显，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储蓄是一种美德，突然之间我们却将其列为恶习。我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储蓄过剩，而是投资的匮乏。尤其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太失败了。他们未能将那些储蓄投资于更具生产力的领域，不然情况不会那么糟糕。”

斯蒂格利茨教授补充说，20国集团于9月份会议之后敦促中国进行消费，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20国集团认为中国应该开始像美国那样挥霍无度。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盲目鼓励消费是错误的。”他敦促道，“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使储蓄得到有效的循环运转。”2001年，斯蒂格利茨教授因其著名的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宾塞教授在发言中就在中国需要进行结构转型的讨论中“过度强调”的汇率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道，“很显然，出于国际竞争的目的，对汇率的使用可能被滥用。”2001年，斯宾塞教授由于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研究中的杰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认为思考汇率的正确方法是正确管理保持对经济的持续压力以促使结构调整。”他指出，“如果用它来减轻压力，那么将会使经济受困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经济活动，人们不会因此致富，收入最终仍将停滞。我认为至少在中国各地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多次公开提到这一点，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表示过。”

为期一天的就“遭遇挑战的岁月”为主题展开了探讨，共吸引了300多名与会者和100余名国际和国内媒体人士。请继续浏览本文，了解在本次第二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全球管理上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精彩发言。

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体，而她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结构转型，有时也被称为中等或中上等收入转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转型，与整个经济结构都息息相关。这个转型不同于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同时这条转型之路也充满困难与坎坷。

这俨然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挑战。此外，中国需要在宏观经济结构上做一定的调整。倘若我们不愿面对产出中断、高失业率以及高保护主义压力等潜存隐患，不愿生活在那个社会总需求不足的世界，采取行动促进世界经济的再次平衡便成为当务之急。

中等收入转型称得上是一项重大变革。曾一度长期保持高增长的产业部门开始逐渐萎缩，究其原因则非常简单而又基本：随着收入的提高，它们不再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此外，由贸易往来带来的不是就业机会的再创造，而是流失。对我们而言，要预料未来出现的种种情况，并采取措施去避免它，这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仍能从以往的经验中获知，这是个安排欠妥的计划，是由私营企业推动整个进程，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创业、风险、资本等诸多因素。

那么对此，政府又能给予哪些支持呢?首先，不要借助汇率、补贴抑或是其他方法，以期维持那些苟延残喘企业的利润。这些举措并不能帮助他们逆转形势，他们最终仍将被历史舞台淘汰。这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在历史中有迹可循的，其中又以1983年韩国的案例最具典型意义。当时，高品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即将消亡，大家都非常焦虑，整个媒体界也都在担心国家经济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他们常挂嘴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阻止这些行业的消亡?”政府最终给出的答案是：“以静制动”进行软着陆，并开创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产业。之后，韩国政府在其他方面投注大量资金，主要用于人才培训、高等教育、科研机构、行业研究等。最后就让一切回归市场，祈求万事顺利。而市场通常也都会不负众望地再次正常运转。

中等收入的转型一般很难有所成就。据我所知，历史上仅有的两例成功案例分别是中国台湾和韩国。

我对现状并不悲观：中国经济已具备在结构转型中灵活应对多元化市场的能力。这笔投资收益将相当可观，同时也促使经济转型得以完成。虽然会遭遇很多的障碍，但这是场必经的考验。我敢说，中国已经迈上了这条漫漫征程。

为确保经济转型的实际操作以及切实的投资回报，致力于全球经济再度平衡之余还应谨慎应对经济的需求。如此多的事情同时进行，其难度之大是世人从未企及的。但是我深信，中国已经获得推动此次进程发展的最佳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