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今年高考总分750分，高职录取线150分，较2010年下降140分，缺口仍然很大。”近日，高考招生工作刚结束，一所三本高校分管招生的副校长王平(化名)就忍不住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抱怨：“三批次录取的高校(即独立学院——记者注)已经感受到了阵阵寒意。”

　　王平回忆，2008年和2009年，他们学校第一志愿的录取率还是100%；从2010年开始情况逆转，当年录取率下降为80%；2011年更是猛然降至50%，最后是通过不少“技术处理手段”才勉强完成招生计划。

　　“这种下降趋势不知何年是尽头？”王平说，全国高校生源危机中，323所三本高校首当其冲，他们不仅要应对第一志愿录取率直线下降的局面，还要面临专业稳定率不高，学生学习动力先天不足等考验。

　　于是，请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吃饭保住生源，到教育部门退掉剩余的招生计划，举办周六补习班与本科预科班……为应对危机，各三本高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清华、北大都难“掐尖”了，三本垫底更失落

　　2008年，全国高考人数达到1050万的顶峰，随后开始下降。2011年，下降至933万，比2010年减少24万左右，资料显示这种下降趋势将持续至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姚远说，导致高考人数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我国人口出生高峰期已过，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

　　以人口出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北京市为例，2006年高考考生11.3万人，2011年下降至7.65万人，2013年大概6万人，其中还有约20%的考生会弃考出国留学，实际参加高考人数将只有5万多人。

　　“在这场高考生源危机中，清华、北大等一本老大哥都难‘掐尖’了，三本垫底的高校更失落。只有既不靠前、又不垫底的二本高校最不敏感。”北京一所三本高校的校长卢开(化名)说，2011年全国高考中有40名省、市状元向香港大学(微博)递交申请，最后港大录取了17名省、市状元，较2010年增长一倍。北京40名可上清华、北大的高分考生被香港大学录取。此外，被誉为“美国高考”的SAT尚未在中国内地开考，不过2011年内地赴香港参加SAT考试的学生达6000多人次。“看到这些情况，清华、北大的校长不着急吗？”

　　二本高校因为15%的高分考生轮不到其录取，另15%垫底的考生想进又进不去，他们一直录取中间分数段高考考生，受到的冲击最小。

　　“三本高校招不到生就将自断财路，破产倒闭。”王平说，很多三本高校在学校所在地招不满高考考生，就纷纷到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生源大省去跑马圈地抢生源，甚至把在A省落空的招生指标通过技术处理，调剂到B省进行录取。

　　过去，三本高校在招生宣传时恨不得把录取分数线“吹”得老高，以凸显学校的品牌影响力与教育质量之好，吸引更多高分考生来报考。现在，高考生源市场竞争激烈，三本高校就得想方设法把录取分数线说得越低越好，以免低分考生怕录取不了不敢填报志愿，高分考生又不屑于报考，结果两头落空。

　　僧多粥少，副省长只能先保省内高校“吃饱”

　　三本高校发展的处境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王平说，1999年高校大扩招，政府给高校下达招生任务，这所高校增加300个招生计划，那所高校追加500个录取指标，要求大家共同努力把大学扩招的目标完成好。三本高校趁势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当时，三本高校到教育部门争取招生指标几乎挤破脑袋。因为拿到招生指标就意味着开通了财路：公办高校的财政拨款是按学生人头数下拨的；三本高校多招收一个学生就可以多收一笔学费。同样一个500亩的校园，招生越多高校的办学成本就摊得越薄。

　　王平透露，以往每年春节前，他都要参加生源大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宴请北京80多所高校校长的活动。这些分管副省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第二年这些学校在给该省下达招生指标时每校多增加几人。“几乎都能如愿以偿。”他说。

　　当河南省高考考生从2009年的96.5万下降到2011年的85.54万时，已经变成校长请副省长吃饭了，但这个请饭难度就大多了。“僧多粥少，人家副省长要优先确保省内高校‘吃饱’，也顾不上省外三本高校。”王平说。

　　“一切都是围绕生源而变。”针对三本高校的各种招生策略，一位地方的招生工作人员一语点出了要害，“要什么样的政策都好说，关键是有没有考生填报你们学校。”

　　今年，全国只有四个省的高考生源没有出现下降，甘肃省是其中之一。北京某三本高校原计划到甘肃多招收一些学生，分管招生工作的副校长去了两趟，结果报名数不及录取计划的80%。不要说按150%、120%的比例进行投档，就连一比一的录取投档目标都实现不了，因为没有学生报考。

　　无奈之下，部分三本高校分管招生的校领导与招生办主任开始把剩余的招生指标退还给教育行政部门。

　　这里面还有学校的一些“小算盘”。

　　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对三本高校的评估都是以招生指标为准绳。现在不少三本高校办学资源本身就不够，招录的学生越多，离评估达标的标准越远。通不过评估的三本高校将被停止招生甚至摘牌。对学校来说，能否多招生、少招生待通过评估以后再说，眼前重点要解决有没有招生资格的问题。

　　另一方面，三本高校对分管招生工作的校领导与具体的工作部门都有量化的考核，即招生任务完成率等。退掉一部分招生指标，完成任务至少可以先把奖励拿到手，至于明年的招生形势与规模，以及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实在是无暇顾及。

　　“世纪宝宝”拯救不了三本高校

　　王平说，非常羡慕那些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他们在市场打拼，虽然很辛苦但终究生存了下来，且生命力越来越强。不像他们这些三本高校，至今躺在招生计划的“温床”上，竞争力也在慢慢丧失。假如像部分高职一样实行注册入学，有学生报考的话就给指标，否则就不给指标，三本高校将有多大的生存空间与能力。

　　“当前一本、三本高校生源危机的实质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不信任。”王平说，三本高校学生学习四年需要10多万元，但可能毕业后10年都收不回这笔投资。这种“高收费、低含金量”的发展模式正在受到空前挑战。

　　同时，三本高校自身是否过硬也一直是社会公众诟病的焦点。部分三本高校的投资方只顾收取学费，获取眼前利益，招录一些高考分数只有100多分至200多分的学生进来与本科生一同接受教育，这令一些三本院校的老师很头疼，“基础太差，没办法教。”一些学校不得已，只好给这部分学生补基础课的“短板”，在周六办起补习班与本科预科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一年多来并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一位三本院校校长说：“三本高校发展整体进入‘寒冬’是不争的事实。一批软硬件不好，还处于投资阶段，以及把学费挪用到其他领域的三本高校都有可能被市场所淘汰。”

　　部分三本高校把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世纪宝宝”身上，即2000年出生的孩子在2018年参加高考时，生源总量开始止跌并走向平稳。可王平对此并不乐观，“世纪宝宝拯救不了三本高校。”在他看来，三本高校突破高校生源危机，需要同时做好加法与减法工作，即加大投入，提高办学内涵与质量；降低学费收费标准，让更多的考生进得来，学得起，有东西可学。